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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dawn of the social media era, Belle Gibson became a pioneering wellness influencer - telling the world how she beat cancer with an alternative diet. Her bestselling cookbook and online app provided her success, respect, and a connection to the cancer-battling influencer she admired the most. But a curious journalist with a sick wife began asking questions that even those closest to Belle began to wonder. Was the online star faking her cancer and fooling the world? Kaitlyn Dever stars in the Netflix hit series Apple Cider Vinegar . Inspired by true events, the dramatized story follows Belle’s journey from self-styled wellness thought leader to disgraced con artist. It also explores themes of hope and acceptance - and how far we’ll go to maintain it. In this episode of You Can't Make This Up, host Rebecca Lavoie interviews executive producer Samantha Strauss. SPOILER ALERT! If you haven't watched Apple Cider Vinegar yet, make sure to add it to your watch-list before listening on. Listen to more from Netflix Podcasts .…
印太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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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升跃全球地缘政治的重点,围绕大国博弈小国参与的分析及评述请听每周六首播的“亚太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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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参见了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有关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的研讨会。 当天活动主持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问题主席车维德问道,“对于你们两位来说,在过去四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中,你们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还有,你们觉得还有哪些事情没有完成?比如,如果你们有更多的时间,你们还想做什么?” 拉普-胡珀率先表示:“我想说的是,当我回顾我们在印度-太平洋所取得的成就时,我真正感到自豪的部分,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感到自豪的部分,是我们实际上能够为印度-太平洋设计并实施一个政府的整体战略,这个战略大体上取得了成功。该战略有太多内容,我无法在此详细回顾。我知道我们会在谈话过程中详细回顾,但我首先要指出的是,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在一届政府任内能够提出一项地区战略,就我们而言,是两项地区战略是多么的罕见”。 拉普-胡珀补充道,“在拜登政府内部,我们既有印太战略,也有对华战略。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文件,包括一个印度战略。例如,还有一个太平洋伙伴战略。所有这些都以一种非常具体和错综复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重要的是,在过去四年中,美国政府达成了大量共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共识,推动这些文件成为现实”。 拉普-胡珀提到,“如果你看一看本届政府的印太战略,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份清单,列出了我们在执政的头几年里打算做的事情,而让有幸帮助撰写这份文件的人感到惊讶的是,清单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想做的所有事情,而是说我们实际上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努力,明确阐述了一系列目标。我们确定了支持这些目标的努力方向。我们有条不紊地推进这些工作。尽管拜登政府最终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我们上任时认为将面临的环境大不相同,但这一切都发生了”。 拉普-胡珀指出,“在2021年,没有人会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列入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猜谜游戏中。没有人能预见到中东爆发的悲剧性冲突。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事情通常足以破坏另一届政府的地区战略。而本届政府之所以能坚持到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个政府对这一战略达成了如此多的共识和承诺。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新政府也可以做得更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希望看到预算能有更大的增长,以更好地支持我们在印度-太平洋所做的长期努力。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参与这项战略的每个人都能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坎贝尔:与盟友和伙伴合作是创造战略环境的最佳方式,这样才能更确定地与中国接触 坎贝尔随后在发言中说,“我非常喜欢米拉有关不同战略方面的阐述,以及在更广泛的印度-太平洋努力中构建和整合对华战略的方式。我想强调的是,在如何制定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上存在着困难。在印度-太平洋,我和车维德已就此谈了很多。几十年来,战略思维的主流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印度-太平洋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思考”。 坎贝尔解释说,“当时的想法是,核心的召集关系和讨论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所有其他关系都是次要的或第三位的,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那么重要。这绝不是要贬低美中关系,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就是高级政治。而其他接触则不那么重要。当然,我认为这其中的挑战在于,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对一些事态发展感到担忧,中国军费的大规模增长在数十年前就已显而易见。其他引起焦虑的举措、更具挑衅性的行动和有争议的区域,让许多盟友和伙伴最终对美国的战略利益的根本所在感到不确定”。 坎贝尔补充道:“坦率地讲,主要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小群人。车维德、 格林(Michael Green)、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乔瑟夫·奈(Joseph Nye)等人基本上都认为,与盟友和外部伙伴合作是创造战略环境的最佳方式,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更确定地与中国接触。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有趣的是,曾经是非常小的战略群体,现在却变得更加大而坚固。正如车维德你所描述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大部分人都认同这一点”。 坎贝尔说,“因此,我认为在本届政府的执政过程中,两党共同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正如米拉所指出的那样,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只指出其中的某一件。我有机会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工作:如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越南和印度的技术合作、与日本和韩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的三边合作。所有这些都对整个印度-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坎贝尔续指,“但我也要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都不是事先决定好的,都不是。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好吧,这很简单,就像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非常具有挑战性。要知道,在这些合作的最初阶段,困难是巨大的。很难描述米拉和我最初就(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工作时,在领导人层面达成共识、向前推进有多么的困难,而现在仅仅过去了三年半,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向未来延续的架构,我们在四国政府中都建立了巨大的能力。我们建立了合作的习惯,开展了许多项目,这些项目将为这四个伟大的海洋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注入活力。但几乎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各国领导人最初作出的一些决定,决定承担风险,合作并进”。 坎贝尔谈到,“车维德,我知道你在2004年印尼海啸悲剧发生后,四方安全对话的首次聚首时发挥了作用。但能够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并看到它取得成果,实在令人激动。但与此同时,其中一些事情实际上也是近在眼前的事情。当你看着一位领导人在你眼前作出决定时:‘我应该参与其中吗?’ 坦率地说,当时最具挑战性的是印度。印度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参与其中。现在,印度在很多方面都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推动力,我认为我们都可以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也对莫迪政府为确保这种程度的合作继续向前发展而作出的推动力表示赞赏。因此,车维德,我认为这是一段重要的时期。但我也要说,在这一路走来的每一步,我们都得到了像你这样的人的鼓励,而且是以两党的方式。坦率地说,我们最坚定的支持者中有一些是共和党人,我对此表示感谢,希望这种情况能继续下去”。 车维德问道,“对于你们两位来说,如果在过去的四年里有一件事可以改变,你们会怎么想?你们认为那会是什么?” 拉普-胡珀表示:“我对此思考了很多,这真的取决于你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看看我们当今所看到的情况。真正让我夜不能寐的事情之一是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发展得如此之快。我经常自问,我们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轨迹。当然,如果让我在现在的日程表上选择一件事的话,我可能会在朝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做法。但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挑战性,部分原因在于,作为一个非常了解这项政策的人,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改变这一轨迹的点。我的意思是,在本届政府执政的最初许多年直至今日,拜登团队已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多次与朝鲜接触,并表现出愿意在无条件的情况下就各种议题进行接触的意愿。我认为,多年来,在平壤坚决不坐到谈判桌前的环境下,我们共同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朝鲜问题”。 拉普-胡珀补充道,“与此同时,不用说,我们也从这一挑战中看到了许多希望。平壤提出的挑战以及平壤和莫斯科共同提出的挑战——进一步催化了韩美日之间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三边合作,这是我们几年前无法想象的。它使我们的欧洲朋友真正站起来,直面印度-太平洋威胁可能直接对欧洲构成的挑战。而这反过来又迫使我们的欧洲大西洋盟友和印度-太平洋盟友进一步融合。但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一旦开始,就真的走上了一条令人眼花缭乱的轨迹。车维德,你很清楚,这导致平壤向俄罗斯运送了数百万发炮弹”。 拉普-胡珀续指,“现在,我们知道有成千上万名朝鲜军人在俄罗斯。俄方还可能向朝鲜提供了高端技术援助,这是我们几年前无法想象的,俄方还在国际机构中保护朝鲜,并试图使朝鲜的核武器能力合法化。我认为,在未来几年里,这对(接下来的美国)政府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要弄清楚我们会如何展开,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 坎贝尔接着说道:“我非常赞同米拉所说的话。我同意这不仅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日益严重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也对一个关系感到困扰,我认为我们在历史上几乎总是弄错。我们没有也从未真正从根本上理解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目前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花了十年时间才完全理解,在我们自己的政治和国内背景下,苏联和中国之间事实上发生的决裂,然后很明显,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等人采取了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搭建了通往中国的桥梁,并让中国基本上选择与西方进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接触。坦率地说,大约从2012年开始,时任副主席习近平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开始看到双方领导人更深入的接触,习近平和普京进行的会晤和接触”。 坎贝尔补充说,“我认为我们低估了这一点。在某些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圈子里,他们会提出美国把中国推向俄罗斯的论点。显然,这有一个更大的国际历史背景,但我想说的是,从根本上讲,这忽略了一点,即在许多方面,这两位领导人选择了对方,并相信他们能为彼此提供很多东西。这一合作关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很少完全公开,但却在以许多方式酝酿着,这将令人深感忧虑。正如米拉所描述的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中国为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提供的支持令人生畏,包括机床、新型爆炸能力、滑翔炸弹能力”。 坎贝尔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悄无声息、深藏不露地建立起来的各种能力不胜枚举。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场的性质。这不仅改变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态度,而且影响了未来几十年。这将在俄罗斯造成我们必须面对的既成事实。中国选择了这条道路,我认为就目前而言,中方领导人相信他们将能够二者兼得:与欧洲保持强大的商业联系,同时坦率地说,参与一场针对中欧领土完整的军事行动”。 坎贝尔表示:“而且我认为,他们很可能低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欧洲会发现这对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的战略目标感以及米拉所描述的一切构成了多么大的威胁。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避免、削弱或打乱这个日益壮大的联盟。但我也要说,我们曾经尝试过,而最终中国和俄罗斯共同选择了这条道路,这将推动全球政治,现在才逐渐显现出来”。 坎贝尔指出,“我必须对(前白宫俄罗斯问题专家)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等人表示极大的敬意,他们基本上较早地发现了这一点,并认识到了其中的挑战。也有人说:胡说八道,你太夸张了。它们(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矛盾众多,不可能在一起合作。事实上,令人瞩目的是习近平和普京克服了巨大的分歧领域,包括在朝鲜问题上。俄罗斯基本上从中国手中夺取了(对朝鲜的)主导性的伙伴关系,正如车维德你所写和谈到的那样,它们(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和中亚地区存在竞争问题,中国正与将俄罗斯作为传统合作伙伴的中亚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它们在双边关系中保持了前进的势头,我预计这一势头会继续下去”。…
2024年11月19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Samuel Paparo)参加了由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有关印太安全的研讨会。帕帕罗在发言中表示,美军正加紧准备应对解放军可能对台湾发动的入侵行动,无论是近期、中期还是2027年。他强调,跨海登陆台湾是一项极具困难的军事行动,并对美军有能力突破解放军对台进行海上封锁怀着信心。 对话开始时,活动主持人之一、布鲁金斯学会李光耀东南亚研究主席郭琳(Lynn Kuok)谈到,“印太司令部是美国六大作战司令部中规模最大的司令部,其覆盖的海域面积超过其他任何美军司令部。这包括36个国家、14个时区和全球60%的人口。因此,除了(帕帕罗)海军上将的众多与众不同之处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他克服或不受时差影响的能力。我认为,印度-太平洋的利害关系毋庸置疑。该地区占世界经济总量的近三分之二,在座的许多人都不会陌生。这里还驻扎着七支规模最大的军队和五个世界上已宣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驻扎在印太地区的美军成员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很显然,在当今充满危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美国印太司令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稳定角色,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战略外向性,以及来自朝鲜与日俱增的威胁”。 帕帕罗则在对话伊始时说:“我只想简短地说一下,也许我可以先带大家概述一下(本地区的)军事环境,然后再谈一些政策问题,让大家能够直观地了解情况,因为我认为所有的力量都将体现在问题和答案中。今年夏天,我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进行的数量最多的演练和最多的联合演习,而且是我作为观察员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看到的地域范围最广的空中、导弹和海上力量的联合演习行动”。 帕帕罗提及,“包括在某日,152艘舰船在海上航行,其中包括四分之三的(解放军)两栖部队,200艘两栖作战舰艇在水中航行。我看到了43个旅,(演习内容)包括突破障碍,在城市地形中展开军事行动。我们还看到了5月20日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和双十台湾国庆节的两次军事力量展示。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解放军现代化和联合演练的上升轨迹,随着解放军继续加强和提高其军事能力,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演练”。 帕帕罗补充道,“我们还看到,今年夏天,解放军和俄罗斯在白令海进行了最大规模的远距离地域合作演习,包括空中和海上演习。这包括舰艇和远程航空(资产的参与)。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朝鲜试射了其最大的弹道导弹,最高飞行高度超过7000公里,预示着朝鲜将具备射程覆盖整个美国大陆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在2024年所处的军事环境。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军事行动环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跳板。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讨论野心和意图等更大的问题”。 活动的另一主持人、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欧汉龙(Michael O'Hanlon)说,“我更大的问题、更广泛的问题其实是关于著名的台湾问题。我想我会这样回,您可能不想这样回答,但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日期,即我们需要为最迫切的威胁做好准备的时刻——中国可能攻击台湾的时候。2027年往往是每个人最喜欢提到的年份,因为习近平已告诉他的军队,希望其届时有能力入侵或封锁台湾,或者诸如此类。我想知道,当您看待台湾安全问题时,您如何看待时间范围问题,以及是否有一个时刻比其他时刻更让您担心。最危险的时刻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从这些角度考虑问题是否有用?因为当然,您必须每天都做好准备”。 帕帕罗回答说:“是的。我们越接近2027年,这个日期的相关性就越低。所以在2020年或2021年左右,当我们第一次在开源中听到这个消息时,日期从2035年提前了,这似乎非常令人担忧,因为它更接近了。这比之前的时间(2035年)加快了8年。但你知道,现在距离2027年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离它越近,这个日期对我们的意义就越小。在宣布准备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日期之前,战争的前景与战争的必要性总是不同的。这可能是一场必要的战争,那就是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 帕帕罗补充道,“这有三个条件。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第二,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统一,或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第三国代表台湾进行干预;或者第三种情况,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通过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实现统一。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宣布的法律,其将决定必须执行一场必要的战争”。 帕帕罗续指,“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些将是一个条件,一个战争借口。然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自己准备就绪后,它就有能力执行选择的战争,这从来都不是一个最迟销售日期。这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战的日期。我认为,当人们将其与此混为一谈时,也许他们有些困惑。因此,当这个日期在很久以前于开源被宣布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基准,即看到这一点,我们最好密切关注这一点”。 帕帕罗表示:“因此,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对于在战场上指挥部队的指挥官来说,根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其有责任做好准备。这就是指导美国国防部做好准备的法律。我领导的司令部,我每天都有责任做好准备。但正如你所见,我们越接近它,这个日期的相关性就越低,我们就越必须在今天、明天、下个月、明年,以及以后做好准备”。 郭琳问道,“您刚才提到了南中国海,我想知道您对南中国海局势升级的风险有多担心。在我看来,担心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美中在南中国海发生海上或空中冲突。这很像2001年的EP-3侦察机撞机事件。但现在,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更趋激烈,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各种信息,这可能会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可能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比如菲律宾,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进而根据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将美国卷入其中。那么,您对这两种情况下的局势升级风险有多担心?” 帕帕罗表示:“我不喜欢用升级风险这个词。我可能会说,当存在意外升级的风险时,任务就会面临风险。而控制意外升级的方法就是加强对战略环境或战术环境的了解。因此,通俗地说。每个人都会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有两艘舰船彼此靠近。它们在公海上玩(相向驶来,看谁先躲避的) 胆小鬼游戏,结果发生了碰撞。碰撞导致了一些逞强的情况。激情被激发。而我们的部队接受过安全训练,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等。他们受过训练,要坚定果断。他们还被训练成知道所有这些规则之间的区别,并在作出选择时选择安全,因为我们是一种尊严文化,而不是荣誉文化”。 帕帕罗说,“没有人会在那里因为玩胆小鬼游戏而杀敌邀功(counting coup)。你不会为了公海上某个暂时的荣誉点而用一艘价值20亿美元的军舰玩胆小鬼游戏。如果发生碰撞,他们的指挥和控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的部队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将机动到一个有利的位置,一个处于安全位置的位置。冷静的头脑可以占上风。我有信心让冷静的头脑占上风 。尽管有(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的)海南岛教训,我还是希望海南岛的教训已经(在我们的部队中)内化。如果我们在海上发生碰撞,舰船不会驶入(解放军的)榆林(海军基地)寻求帮助。我希望我们已经吸取了这一教训,这种情况并没有让我彻夜难眠。这就是我的工作。那么,作为指挥官,我们的工作就是在部队中促进这种理解”。 帕帕罗补充说,“当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对方的意图时,就应该保持安全状态,因为一时的胆小鬼游戏是不值得的。我们不是在打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没有人能在胆小鬼游戏中获胜。我在公海上见过这样的情况,一支部队快速切入我的一支部队前方,凭借娴熟的航海技术,我们的部队操纵得当,避免了碰撞。我相信我们的部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当然,发生碰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控制这种情况。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可能性为零。但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非常、非常低。我认为这是虚构的东西,我真的这样认为”。 帕帕罗谈到:“而关于我们对盟国的条约义务,即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我们(美国和菲律宾)对彼此的相互义务非常突出。具体而言,对公务船的武装攻击是突出问题,而菲律宾在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方面也存在紧张关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谓的九段线内提出了过度和非法的主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紧张局势时高时低。在长达25年之久的(第二托马斯礁、中国称仁爱礁)‘马德雷山脉’号 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帕帕罗补充说,“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就此达成了外交协议,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在此之后,我们又在距离巴拉望岛仅55英里的萨比纳礁(中国称仙宾礁)上看到了另一场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发展我们的防务关系。在菲律宾实施其‘综合群岛防御概念’的过程中,我们共同开展了一场加强合作的运动,这是一项长期运动,目的是提高菲律宾自身的能力,以捍卫其在群岛和专属经济区内的主权权利。在东盟国家中,菲律宾并不是唯一受到侵犯的国家”。 郭琳问道,“请您谈谈美国与你们的盟友之一菲律宾在该地区的军事合作状况,特别是与菲律宾签订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中新增的4个基地目前的战备状态,该协议于2023年签订。因此,《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另外4个地点。您能告诉我们这4个基地的战备状态吗?因为这些都很重要,三个面向台湾,一个面向南中国海”。 帕帕罗表示,“目前,这些基地主要负责救灾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最近,它们在台风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有三个台风袭击了菲律宾,最近的一个是刚刚袭击的‘万宜’台风。几小时前、几天前。这些基地的(救灾参与)避免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灾难,菲律宾避免了灾难。现在,这些被称为《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基地是严格针对人道主义物资的。因此,食品、水和医疗点或医疗用品……在那里,这是目前这些基地的方向限制”。 帕帕罗说,“这些基地将得到开发,因为这是一种相互的伙伴关系,也因为美国在其中的最终价值是主权原则。因此,我认为,基于菲律宾的愿望,基于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基于菲律宾自身的军事发展,基于美菲同盟关系的组成,我认为继续开发这些地点是可行的。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郭琳提问说,“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将印度-太平洋描述为其优先考虑的战区。当然,最近媒体经常报道的是欧洲冲突和中东冲突。这些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太平洋的防务准备?” 帕帕罗表示,“到今年为止,大部分使用的武器其实都是火炮和短程武器。我曾说过根本没有(影响)。但现在使用了一些‘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了一些空对空导弹,现在已经在蚕食(美国的)库存了,不这样说就是不诚实。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有X个可在美国的所有战区互换的库存,这些库存可以平等地应用于各战区的任何紧急情况,没有一个库存是为任何特定战区保留的,但任何库存都可以迅速转移到任何战区。从本质上讲,这给美国的应对准备工作带来了成本。在印太地区,这是对弹药数量和质量要求最迫切的战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具能力的潜在敌手”。 帕帕罗还在稍后的问答中提及,“我尊重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开展空中和海上行动的能力。我仍然相信盟国有能力完成我所说的任务。但是,他们(解放军)已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展。我认为,鉴于我们的一些优势,穿越海峡的入侵会极其困难。我认为其他任何事情都是高度、高度可预测的。跨越难以预测的地形、山脉,以及稳定处于封锁中的人心。我认为国际舆论是非常难以预测的。鉴于这种事情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问题被国际化,我认为会有政治层面的影响。我相信我们有能力突破海上封锁。所以我们正在为此做一些工作,我就不多说了”。…
2024年10月2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受邀参加了由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举办的线上研讨会活动。坎贝尔在发言中提及,在许多方面,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超越了上世纪90年代的接触政策时期,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主导模式的新时期。 活动主持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米勒(Aaron David Miller)在活动伊始时谈到,“正如我在开头时所说的那样,我转述了保守派政治评论员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评价,每当谈到外交政策时,美国公众似乎希望越少越好。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回顾拜登政府近4年的执政历程,你不得不承认,从阿富汗到乌克兰到中国,再到不断升级的中东局势,拜登政府一直面临着旋风式的外交政策挑战”。 米勒指出,“首先,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的角度看,世界似乎更有可能被管控,希望是聪明地管控,而不是真正地改变。我放眼望去,拜登政府及其前任和继任者所面临的挑战,从中国到伊朗到朝鲜,再到如何应对核扩散,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方案,也没有决定性或全面性的结果。 我只想问你第一个大背景的问题,这么说吧,美国《宪法》(序言)谈到了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不过,你我都知道,美国的领导力是这一努力的要素和基础,所以在这个动荡、复杂的世界上,我们该如何发挥领导力?” 坎贝尔回答说,“首先,坦率地说,这可能是目前摆在美国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将在11月面临一场影响重大的选举。如果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经验,那么无论是在现在这份工作中,还是当我之前在白宫任职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合作伙伴和盟友们希望与美国开展建设性合作的愿望。事实上,这听起来有些简单——与你最信任的伙伴合作的想法,但实际上它们所寻求的是一种真正深入、坦率真诚的伙伴关系,而不是美国最后才介入,提出条件,然后我们从那里开始。坦率地说,它们寻求的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复杂的讨论和谈判”。 坎贝尔说,“因此,当你回过头来审视本届政府时,首先,我同意你的观点,即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每一个挑战都不会停留在自己的小筒仓里。它们有影响其他挑战的趋势。你没有提到我们正在处理的其他问题。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遗留问题、对新流行病的担忧、气候变化的挑战,坦率地说,这些问题比科学家几年前想象的来得更猛烈、更密集。这些问题往往会以不可预测和危险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坎贝尔补充道,“我发现,值得重申的是,在印度-太平洋,特别是在欧洲,各国都希望与美国更加紧密地合作。我想,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成立75周年纪念会议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展示。考虑到我们历史上面临的挑战,考虑到该组织适应新成员、新挑战的能力,也考虑到在印太的这些新伙伴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方式与欧洲联系起来,很难不感到某种程度的自豪和成就感。如果你问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拜登主义,如你所知,总统的主义几乎是非自愿的,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或者与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息息相关,不是计划好的,也不是劝诱改宗的,而只是领导者和政府工作方式的必然结果”。 坎贝尔表示:“我想说,拜登总统最自豪的成就是他能够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不仅是在地区范围内,而且是跨地区的,而且还能解决以前无法通过合作或无法应对的新问题。因此,我们在技术、共同的威胁感知、打击虚假信息等问题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寻求向前推进的强大组合。我同意,许多美国人对全球政治心存不安,或担心陷入困境和困难局面,从而将资源从重要的国家优先事项上转移开。但是,一系列民调,几年前通过卡内基的助手们做了一组很好的民调——告诉我们,美国人尽管面临挑战,但更愿意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协同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更不是孤立主义,而是真正地与那些像我们一样看待世界的人们合作”。 米勒谈到,“在冷战时期,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原则似乎迫使各国作出选择,这可能会容易一些。而现在,当这些组织原则不再构成一个连贯或有凝聚力的整体时,就不那么容易了。我想问你关于加法和减法的问题。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四世》中有一句精彩的台词,其中一个角色对另一个角色说:‘我能召唤来自深渊的幽魂’。另一个人回答说:‘我可以,任何人都可以;但你召唤他们时,他们会来吗?’ 肯尼迪总统生前非常喜欢这句台词。它确实体现了这样一个概念,即加深与朋友们的关系很难,但比起那些对美国的领导力心存疑虑、或许还在观望的国家来说,这更容易。因此,我甚至不是在谈论那些亦敌亦友的。我们如何做加法而不是减法,尤其是在全球南方?” 坎贝尔表示,“坦率地说,这个问题促使我们思考我们的工具和方法。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全球南方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应对政策挑战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它的存在。事实上,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地方。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许多区域层面和不同的特征。我的工作主要涉及非洲和南太平洋,这两个地区都认为自己是全球南方的成员,对全球冲突或气候变化,或与通膨、食品成本相关的问题都存在一些担忧。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正如你所表明的,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参与工具,来阐明我们在非洲的价值主张”。 坎贝尔说,“我所发现的是希望美国继续参与的强烈愿望。这意味着要找到新的工具来强调我们的投资承诺。我要说的一些话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人们常常认为,我们没有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与中国这样的国家竞争的工具。如果你看看去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投资不到100亿美元。当然很难就这一问题做真正的计算,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公布这么多信息。而且,我们也不清楚这些合作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但是,我们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在上一日历年度向全球南方地区投资了1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在非洲”。 坎贝尔续指,“我们在解释和强调我们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的承诺方面做得很糟糕。但事实是,我们正寻求新的工具来参与到这些地方。所以我要说,在非洲,对我而言,可能要从技术对话开始。非洲是一个巨大的大陆。未来可能会接近全球人口的40%。对技术、技术的附加值、在某些能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潜力的巨大兴趣。因此,我们试图与主要国家围绕技术问题开展合作。我们正努力沿着发展走廊发展伙伴关系”。 坎贝尔说,“几周后拜登总统访问非洲南部时,将在安哥拉强调这种做法,特别是‘洛比托走廊’(Lobito Corridor)。我们还在寻求继续开展一些项目,坦率地说,这些项目非常了不起,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充分阐明它们的重要性。小布什总统任内对‘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承诺以及在全球南方地区应对传染病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坎贝尔指出,“事实上,这些国家正在寻求的一些东西,如大型体育场馆、领导者之家以及中国提供的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不是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更多的是为人民提供所需技术。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项目,它们涉及大量的当地培训,我们称之为技能培训,目的是让人们更多地融入东道国的工作流。中国和其他国家参与的许多项目都有大量外国工人进入,然后离开,几乎没有直接的附加值”。 坎贝尔说,“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关注一些打击虚假信息和叙事方面的挑战,这在全球南方是非常严峻的。这显然受到中东问题和我们面临的其他挑战的影响。我只想强调,下届政府必须把这一点放在首位,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再次建设性地思考如何在全球南方地区加强我们的工作”。 主持人米勒稍后谈到,“我想谈谈你花了很多时间关注的一个领域,那就是中国问题。我只想提出一个看法,请你回答。几十年来,我们的对华政策似乎一直在两方面来回切换,一方面把北京视为撒旦在地球上的手指,另一方面又把中国视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愿意遵守我们基本上制定的国际规则。因此,我想从分析角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正确吗?” 坎贝尔回答说:“我看不到如此的来回切换。我看到的更多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的过程。对此,我只想说几点。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过去和现在比我们更积极地参与将中国首先拉入20世纪的项目,以及全球供应链、发展和制造业的所有可能性。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是帮助中国走上这条道路的关键国家。当然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为中国提供了一些更大的背景、印度-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的大量投资、一个吸收中国生产的众多商品的开放市场,以及对与中国建立持久关系的深切尊重和接触”。 坎贝尔称,“我认为,在过去十五年中,由于种种原因,不仅仅是习近平,而是中国认为,首先,美国正在衰落。他们一直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感到焦虑,无论这种焦虑是否涉及觉得美国认为北京有发生政权更迭可能性的观点。这一直是他们的担忧。但出于种种原因,人们感到现在是中国显示自己的权威、帮助美国退出全球舞台的时候了。其中很多都不是明确的,尽管有些是在习的领导下的。习近平主席在书面和公开讲话中比任何一位前中国领导人都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中方的抱负。与此同时,人们也觉得美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其领导地位”。 坎贝尔表示,“我确实相信美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参与了一个项目,在印度-太平洋和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你可以称之为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或译运作体系)的东西,从而取得了一系列了不起的成就,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我认为,习主席和中国现在想要作出的一些改变将以与我们的利益以及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方式触及这一操作系统的核心。因此,我认为美国寻求做的不是遏制或限制中国。在许多方面,我们是在应对一个更加武断、更具侵略性的中国,然后挑战这一操作系统的各种要素、诸如和平解决争端、航行信心、海洋法、法治、合同关系”。 坎贝尔指出:“所有这些复杂的结构都构成了这一操作系统。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竞争的时期,而且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印度-太平洋和欧洲部分地区,以及带动合作伙伴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都对中方外交政策的近期走向等问题共享担忧。因此,我认为你所描述的这一轨迹更像是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结果和回应”。 坎贝尔补充说,“我不认为这就像来回切换。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衡量的,而且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会有人说,让我们回到上世纪90年代,让我们回到接触政策时期。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超越了90年代,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主导模式的新时期,不是吗?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希望竞争是稳定的,而不是趋向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努力建立对话和协商机制,并与盟友和伙伴合作”。 坎贝尔指出,“但我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性指标。我还想说的是,中国在中东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作用越来越大。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外交努力,与海湾地区的合作伙伴一起研究技术。但我也要告诉你,我们一直在尽可能地寻找机会,无论是在芬太尼还是技术方面,与中方找到一些共同点”。 坎贝尔提及,“我举个例子。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红海航运后,我们立即与中方对话者接触,希望他们与我们或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合作,利用他们在吉布提的中队,以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与我们共同对付海盗的方式,努力保护这些与中国的财力有巨大关系的航运。我们以为,中方确实有可能回答:‘Yes’,因为受影响的航运与中国的命脉息息相关。在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意识到,中方试图做的不是加入任何形式的国际海军联盟,而是采取行动,直接与胡塞武装沟通,告诉他们:听着,这些是我们的船。那些不是我们的船。针对不同的船只。这完全是无益的,而且暗示了一种令我们真正担忧的全球公域方法”。…
2024年10月4日,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在新德里参加了由智库、国家海事基金会举办的印太地区对话会。他作为嘉宾在发表主旨讲话时重申了印度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尊重国际法和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载原则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并将其描述为新德里外交政策的基石。拉杰纳特·辛格表示,“印度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并寻求促进印太各国之间的合作,同时大力强调东盟在促进地区对话、稳定和集体增长方面的核心作用”。 拉杰纳特·辛格当天在活动发表演讲时提及,“据我所知,出席本次对话的有来自逾20个友好国家的海军、智库和学术界的众多现役和退休高级军官。我欢迎各位来到印度。女士们、先生们,像这样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论坛,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享我们对和平与繁荣世界的共同承诺的机会,而且也提供了一个了解和理解赏彼此对当代国际问题重要立场的观点的机会。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论坛还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讨论和消除分歧,扩大各国共识的共同点”。 拉杰纳特·辛格谈到:“探讨印度-太平洋广袤地区的资源、地缘政治和安全动态是本次对话的首要主题,其时机再合适不过了。我祝贺主办方和各利益攸关方将这一重要主题作为研讨会的主题。朋友们,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印度-太平洋这个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数千年来,本地区一直经济活跃,贸易、商业和文化活动频繁。印度与本地区其他沿海国家一起,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拉杰纳特·辛格说,“在继续发言前,我想简要介绍一下印度在本地区的历史代表作用,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更广阔的场景,以及为什么站在这种合作努力的前列符合印度的重大利益。朋友们,自公元开始以来,在公元的最初一个世纪,印度一直是一个航海国家。印度的海洋影响,主要是贸易和商业影响,横跨阿拉伯海、非洲东海岸、红海直至遥远的罗马帝国。印度的出口产品充斥着西方,而罗马的黄金则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流入印度,随着西部贸易战线的动荡,印度的贸易活动越来越集中在东翼,尤其是孟加拉湾东岸”。 拉杰纳特·辛格补充道,“后来,随着印度半岛出现了有很大影响力的朱罗王朝,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除了贸易,印度还在宗教、文化、语言、建筑和许多其他艺术形式等领域为原始社会的演变作出了巨大贡献。来自印度的各种宗教影响缓慢而稳定地传播到整个地区。这些文化影响和相似的传统至今仍可感受到。举几个例子,印度尼西亚的鹰航空公司的名称源自古代印度教传统中毗湿奴神的坐骑(巨型神鸟)迦楼罗。同样,我们的许多单词甚至语言都有共同的词根。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除了贸易、商业和经济之外,印度在其他领域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拉杰纳特·辛格说,“朋友们之间的联系更近了。印度-太平洋繁荣的经济和丰富的资源推动了西方殖民国家的贸易和商业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对本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殖民征服。朋友们,我简要概述你们的历史,只是为了突出本地区自古以来的经济活力。在这一切中,印度与本地区国家的悠久关系和促进海事合作的传统,也从古老的贸易和文化纽带演变为旨在确保印度洋地区安全的现代战略伙伴关系。现如今,众所周知,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和全球经济产出的很大一部分使本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朋友们,当今全球海洋格局正在迅速演变,其形成因素包括力量的转移、活力、资源竞争和新出现的安全威胁。现如今,印太战区(概念)的兴起反映了全球力量的明显平衡,即西方和东方之间在政治、经济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力量平衡”。 拉杰纳特·辛格说,“朋友们,这种东西方平衡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当今,印度-太平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热潮。但俗话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印太地区面临着众多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已不是秘密。印太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缘政治区域,也是世界经济和战略利益的重心。本地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国际紧张、竞争和冲突。虽然有些挑战是地方性的,但许多挑战具有全球影响。特别是在海洋资源方面。我们正目睹地缘政治竞争的显著加剧。海洋不仅是我们经济的命脉。它们也成为了资源开采、获取贸易通道和战略主导权的战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包括稀土在内的矿产、能源和水产品等海洋资源的需求激增,导致紧张局势和国家间的竞争加剧”。 拉杰纳特·辛格说,“朋友们,本次对话将讨论‘印太海洋倡议’(IPOI)的海洋资源部分,探讨资源、地缘政治和海洋安全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本地区的海洋地理形成了一个航运大动脉,集中在关键的咽喉地带,这增加了破坏的可能性。正在发生的红海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朋友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想简要谈谈全球公域的话题,全球公域对于维持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可以平衡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提供超越国界的众多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拉杰纳特·辛格续指,“这些全球公域,如海洋、外层空间、气候、清洁空气等,是全人类共享的,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控制。朋友们,现如今海洋领域的全球公域不仅包括维持成百上千万人生计、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的丰富渔业资源,还包括蕴藏在海洋中的锂、钴、镍和稀土元素等重要海底矿产。仅在几年前,这些资源还不那么受人追捧。如今,它们蕴藏着通向更美好、更光明未来的线索”。 拉杰纳特·辛格说,“当我谈到全球公域时,必须同时强调公域悲剧,这一概念可追溯到古典时期。众所周知,这是指个人为了自身利益而耗尽共享资源,导致集体毁灭的情景。在地缘政治中,这一概念表现为国家开发海洋、空中、空间甚至外层空间等全球公域,完全无视其自私行为的长期有害后果。我们有一个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典型例子”。 拉杰纳特·辛格说,“现如今,在海洋资源方面。公域悲剧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国际社会不团结起来,迅速采取行动,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全球共有资源,那么这种悲剧的证据,包括因开采某些资源而造成的环境退化和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显而易见。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局部冲突事件和更广泛的国际紧张局势暗流。随着世界从工业世界向技术世界转变,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经济向可再生能源转变,除非我们采取抢先的措施控制可能造成的破坏,否则这种威胁只会加剧”。 拉杰纳特·辛格指出,“朋友们,我尤其关注某些国家企图垄断稀有矿产、互联网数据,甚至太阳能电池等中间木材等关键资源并将其武器化。出于经济原因争夺资源由来已久,而某些国家出于战略原因将资源武器化则是相对较新的现象。这些倾向不利于全球利益。朋友们,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更加包容的方式来实现共同利益的战略。我提到了我们的总理莫迪提出的印太愿景,该愿景立足于‘萨加尔’(SAGAR)原则:即‘地区同安共荣’。” 拉杰纳特·辛格说,“我们相信,促进伙伴关系应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和共同安全。我们与区域伙伴的接触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指导的,即只有通过集体行动,通过与我们始终如一的力量发挥协同作用,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印度现在被许多人视为可信的、首选的安全伙伴,是本地区各国的第一反应者。印度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尊重国际法,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载原则,这些都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拉杰纳特·辛格表示,“印度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并努力促进印太各国之间的合作,特别强调东盟在促进地区对话、稳定和集体增长方面的核心作用。朋友们,印度还致力于确保重要国际海上航线的安全和安保。我们与区域伙伴的接触,包括联合演习和信息共享倡议,旨在加强我们的集体海上安全框架。我们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印度海军,一直站在与本地区各国合作努力的最前沿。我们正不断努力提高与外国友好海军的互操作性,并建设本地区许多其他国家的能力”。 拉杰纳特·辛格说,“朋友们,在我们继续努力开展海事合作的同时,我要强调,我们的利益与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冲突。同时,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也不应与他国发生冲突。这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的精神。促进这种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应注重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我们当今面临的挑战并非不可克服。世界在历史上曾经历过许多挑战,并战胜了它们。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认为。通过像印太地区对话这样的论坛,我们有难得的机会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从而加强我们对印太资源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的集体应对”。 拉杰纳特·辛格向在场的各国代表呼吁道,“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确定优先考虑合作、可持续性和安全的途径和前进方向。我敦促你们每个人积极参与并分享你们的见解。我们丰富的集体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超越国界、促进地区稳定的创新解决方案。让我们大胆思考,积极行动,确保我们不仅能应对当今的挑战,还能为安全和繁荣的未来奠定基础。此外,我敦促你们提出替代方案的蓝图,提出新的想法、概念和各国决策者普遍接受的原则。为我们提供接触和扩大共识与一致的想法”。 “地区同安共荣”确定了印度的海洋政策 随后发言的印度海军前参谋长卡拉姆比尔·辛格(Karambir Singh)强调说,“我们都知道,海洋领域深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仅依靠海洋实现繁荣,也依靠海洋维持生存。例如,就连刚刚结束的季风也与我们的文化和福祉息息相关。而它们都源自海洋。从满足我们的食物需求,到为数十亿人提供生计,到通过畅通无阻的贸易路线推动全球化,甚至迁移我们的遗憾,通过充当巨大的碳汇减轻我们不加区分的生活方式。海洋一直陪伴着我们”。 卡拉姆比尔·辛格说:“然而,当今的海洋正面临着日益激烈的资源争夺和资源控制,这两者都威胁着海洋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品质。因此,尽管我们认识到海洋资源、海上通道安全、海洋基础设施、深海勘探以及保护我们的沿海生态系统在塑造我们地区的经济和战略格局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海洋资源和海洋基础设施对我们地区的经济和战略格局至关重要”。 卡拉姆比尔·辛格表示,“地缘政治争夺以及对资源和影响力的争夺有可能破坏我们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做的努力。请记住,争夺影响力往往是一场零和游戏。我认为,这正是印度的‘地区同安共荣’海洋政策的突出之处,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目睹的动荡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再深入一点,我们就会意识到,‘地区同安共荣’政策或许是首次将在区域框架内同时追求整体安全和经济进步作为国家优先事项”。 卡拉姆比尔·辛格说,“在这方面,我想我还想重申(拉杰纳特)部长阁下关于‘印太海洋倡议’的发言。女士们、先生们,‘印太海洋倡议’并不是印度主导的某种构想或集团,也不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模仿。它仅仅是对7条紧密相连的海上主线的认可,这些主线需要为集体的福祉而共同努力。从本质上讲,它是一个号角:让我们携手共创繁荣。令人鼓舞的是,许多国家都愿意在‘印太海洋倡议’的各条主线中发挥带头作用,我们欢迎所有国家加入进来。因此,‘地区同安共荣’确定了我们的海洋政策,而‘印太海洋倡议’则概述了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所需的行动”。…
2024年10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向《外交事务》杂志年末板撰写长文,以“美国的复兴战略:为新世界重建领导力”为题,探讨了拜登政府执政4年来所主张的外交战略及成就。布林肯在文中表示,“如果美国想要保护其安全并为其人民创造机会,就必须与那些在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世界中利益攸关的国家站在一起,并对抗那些威胁这一世界的国家”。他并指,美国在这个决定性十年的后半段所做的选择将决定这一考验时刻是继续成为一个复兴的时代,还是回到一个倒退的时代。 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布林肯写道,“一场定义国际事务新时代的激烈竞争正在进行。一小部分国家——主要是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以及中国也参与其中——决心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虽然这些修正主义国家的治理形式、意识形态、利益和能力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希望在国内巩固专制统治,在国外扩张势力范围。它们都希望通过胁迫或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并将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能源依赖性武器化。它们都试图削弱美国的实力基础:美国的军事和技术优势、主导货币以及无与伦比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虽然这些国家并非一个轴心,本届政府也明确表示不寻求集团对抗,但这些修正主义国家正在作出的选择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来防止这种结果”。 布林肯称,“当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上任时,这些修正主义国家已经在侵略性地挑战美国的利益。这些国家认为,美国在国内正陷入不可逆转的衰落,并与国外的友邦们分裂。它们看到的是对政府失去信心的美国公众,两极分化和瘫痪的美国民主,以及正在破坏华盛顿所建立和倡导的联盟关系、国际机构与规范的美国外交政策”。 布林肯说,“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奉行复兴战略,将对国内竞争力的历史性投资与振兴海外伙伴关系的密集外交活动结合起来。他们认为,这种双管齐下的战略是打消竞争对手认为美国正在衰落和胆怯的假设的最佳途径。这些假设是危险的,因为它们会导致这些修正主义者继续破坏美国和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上,各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和合作伙伴,全球经济由公平竞争、开放、透明和基础广泛的机会所定义”。 布林肯补充道,“在这一世界里,技术赋予人们力量,加速人类进步。一个包括《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在内的国际法得到维护、普世人权得到尊重的世界。一个能够不断发展以反映新的现实、让新的观点和参与者发表意见并应对当前和未来共同挑战的世界”。 布林肯指出,“拜登政府的战略使美国当今的地缘政治地位比4年前更为稳固。但我们的工作尚未完成。美国必须在各届政府中保持其坚韧不拔,以动摇这些修正主义者的假设。美国必须为这些修正主义国家深化相互合作,努力弥补差距而做好准备。美国必须保持对友邦们的承诺和信任。必须继续赢得美国人民对美国在世界上有纪律的领导的力量、目的和价值的信心”。 重回赛场 布林肯回顾说,“美国的战略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竞争力。正因如此,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领导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立法,进行历史性投资,以升级基础设施,支持将推动二十一世纪发展的产业和技术,为制造业基础充电,促进研究,并引领全球能源转型。这些国内投资构成了拜登政府战略的第一大支柱,它们帮助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强劲的美国经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其后三个国家的总和。通膨率已降至世界发达经济体的最低水平。失业率保持在或低于4%的水平,这是50多年来最长的一段时期。家庭财富创下历史新高。虽然仍有许多美国人在为生计而挣扎,物价对许多家庭来说仍然过高,但经济复苏已经减少了贫困和不平等,并将其惠及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地方”。 布林肯续指,“这些对美国竞争力和美国成功反弹的投资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美国国会于2022年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有史以来对气候和清洁能源的最大投资之后,韩国三星承诺投入数百亿美元在得克萨斯州生产半导体。日本丰田投入数十亿美元在北卡罗来纳州生产电动汽车和电池。世界五大半导体制造商都承诺在美国建设新工厂,投资300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10万多个新的就业机会。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美国也是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国,这显示了美国私营部门在世界各地扩大经济机会的无与伦比的力量。这些投资不仅使美国工人和社区受益。它们还减少了美国对中国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依赖,使美国成为那些也想减少依赖的国家的更好伙伴”。 布林肯补充说:“虽然有些友邦们起初担心拜登政府的国内投资和激励措施会威胁到它们的经济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的革新是如何对它们有利的。这促进了对友邦们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并推动了它们对芯片、清洁技术和更具韧性的供应链的投资。这也让美国及其友邦们能够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制定对保障其共同安全、价值观和福祉至关重要的技术标准”。 和平伙伴 布林肯介绍称,“拜登政府战略的第二大支柱是重振和重新构想美国的关系网络——使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能够汇聚力量,推进共同的世界愿景,并与那些试图破坏这一愿景者展开激烈而负责任的竞争。激烈竞争意味着使用美国的所有力量工具来推进美国的利益。这意味着要加强美国的部队态势、军事和情报能力、制裁与出口管制工具以及与盟国和伙伴协商的机制,从而使美国能够以可信的方式威慑侵略,并在必要时抵御侵略。尽管华盛顿并不寻求升级行动,但其必须为更大的风险做好准备并加以管控。同时,负责任地竞争意味着保持沟通渠道,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这意味着要明确美国的目标不是政权更迭,即使双方都在竞争,也必须找到共存之道。这意味着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寻找合作途径。这意味着竞争要有利于友邦们的安全和繁荣,而不是牺牲友邦们的利益”。 布林肯指出,“中国是唯一拥有重塑国际体系的意图和手段的国家。拜登总统很早就明确表示,我们将把北京视为美国的‘步步紧逼的挑战’——美国最重要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我们作出了坚定的努力,保护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保护美国工人、公司和社区免受不公平经济行为的侵害;抵制中方在国外日益加剧的侵略和在国内的镇压。我们与友邦们建立了专门渠道,分享华盛顿对北京政策和行动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风险的评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恢复了两军之间的交流,并强调与中国的严重分歧不会妨碍美国与该国保持稳固的商业关系。我们也不会让美中关系中的摩擦妨碍在关系到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优先事项上的合作,例如应对气候变化、阻止合成毒品的流通和防止核扩散”。 布林肯接着谈到,“在俄罗斯问题上,我们对普京总统的复仇主义目的或所谓‘重启’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幻想。我们毫不犹豫地对莫斯科的破坏稳定活动采取了有力行动,包括网络攻击和干预美国选举。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启动战略稳定对话,努力降低核危险和战争风险。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我们同样头脑清晰。我们加大了外交压力,加强了美军的部队态势,以威慑和制约德黑兰和平壤。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错误地退出‘伊朗核协议’,使德黑兰的核计划摆脱了禁锢,损害了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安全。我们向伊朗表明,如果伊朗愿意走这条路,那么双方都有重新遵守协议的途径,同时我们将维持强有力的制裁制度,并承诺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明确表示愿意与朝鲜进行直接会谈,但我们也不会屈服于朝鲜的战争叫嚣张或先决条件”。 布林肯说,“拜登政府承诺按照这些方针激烈而负责任地开展竞争,从而消除了修正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障碍的借口。这也为美国赢得了友邦们更多的信任,同时也建立了更牢固的伙伴关系。我们从四个方面努力充分发挥这些伙伴关系的潜力。首先,我们对美国的核心联盟和伙伴关系重新作出承诺。拜登总统向北约盟国保证,美国将履行承诺,把对一个国家的攻击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攻击;重申美国对日本、韩国和亚洲其他盟国如钢铁般牢固的安全承诺;恢复七国集团(G7)作为世界先进民主国家指导委员会的作用”。 布林肯说,“其次,我们为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目标。我们提升了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伙伴关系,并采取具体措施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共同愿景,从加强海事安全到制造安全有效的疫苗。我们启动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调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伙伴关系,为新兴技术制定全球标准,保护美国和欧洲最敏感的创新。我们提高了关键双边关系的雄心,如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并恢复了地区接触,拜登总统与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的领导人举行了峰会”。 布林肯补充说,“第三,我们以跨地区和跨问题的新方式将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启动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将占世界GDP40%的14个国家聚集在一起,以建立更安全的供应链、打击腐败并向清洁能源过渡。我们创建了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通过这一伙伴关系,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联手建造核动力潜艇,并深化科技和工业合作。第四,我们建立了新的联盟关系,以应对新的挑战。我们团结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民间团体,制造并免费分发了数亿支新冠疫苗,结束了疫情大流行的急性期,挽救了生命,并加强了世界预防和应对未来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我们发起了一个应对非法合成毒品祸害的全球联盟,并在全区域范围内努力分担西半球历史性移民挑战的责任”。 布林肯表示:“在建立这些联盟和其他联盟关系的过程中,拜登政府始终把民主国家作为第一落脚点。正因如此,拜登总统发起了‘民主峰会’,将各个地区的民主领导人和改革者聚集在一起。但是,如果目标是解决美国人民面临的问题,民主国家就不能成为美国唯一的合作伙伴。例如,人工智能不断演变的机遇和风险需要通过包括非民主国家在内的多种联盟来解决,只要它们想为本国公民提供服务并愿意帮助解决共同的挑战。正因如此,拜登政府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合作制定了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并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12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有史以来第一份关于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联合国决议。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为负责任地开发和使用军事人工智能制定了一个框架,已有50多个国家签署了该框架”。 对修正主义的反应 布林肯说,“我们的战略巩固了美国在国内外的实力基础,而我们的国策则利用这一实力转危为机。在拜登政府执政的第一年,我们在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在战略竞争方针上的一致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盟国首都进行的对话带来了明显的转变。例如,在为北约制定新的战略构想而进行的谈判中,我看到盟国首次高度关注中国对跨大西洋安全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在与东亚盟国官员的讨论中,我听到它们正在努力探讨如何应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胁迫行为”。 布林肯续指,“普京试图将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的决定,以及中国先为俄罗斯提供掩护、后助长其侵略行为的决定——加速了亚洲和欧洲国家对这一威胁的严重性以及应对这一威胁所需的集体行动的看法趋于一致。在俄罗斯入侵之前,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措施:向全世界发出莫斯科即将发动侵略的警告,与盟国共享情报,为乌克兰的自卫提供军事支持,并与欧盟、七国集团和其他国家协调,计划立即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我们在美国从阿富汗必要而艰难的撤军过程中汲取了惨痛教训,从应急计划到盟国协调等各个方面,我们都吸取了教训,并加以应用”。 布林肯说,“当普京最终发动全面入侵时,北约迅速调动部队、军机和舰船,作为其反应部队的一部分,加强了联盟的东翼。欧盟及其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成立了乌克兰防务问题国际联络小组会议,该小组已发展到50多个国家,与乌克兰军方合作以满足紧急需求。一个广泛的国家联盟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冻结了俄罗斯一半以上的主权资产”。 布林肯强调说,“普京的战争不仅是对乌克兰的攻击,也是对作为《联合国宪章》核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攻击,因此它激起了欧洲以外的恐惧。如果允许普京逍遥法外,各地的潜在侵略者就会注意到这一点,从而打开冲突的潘多拉盒子。中国援助俄罗斯的决定凸显了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程度。在此之前,许多欧洲人仍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尽管他们对过分依赖北京越来越警惕。但当北京作出选择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 布林肯提及,“普京继续战争的时间越长,俄罗斯就越依赖其修正主义同伴的支持来继续战斗。朝鲜直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运送了以火车计的武器弹药,包括数百万发炮弹、弹道导弹和发射器。伊朗在俄罗斯建造了一家无人机工厂,并向莫斯科运送了数百枚弹道导弹。中国公司加快了对俄罗斯生产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所需的机器、微电子和其他军民两用物品的供应”。 布林肯续指,“俄罗斯越是依赖它们的支持,这些修正主义者就越是期望得到回报。普京同意与朝鲜分享俄罗斯的先进武器技术,这加剧了日本和韩国本已面临的严重威胁。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恢复了冷战时期的一项条约,承诺如果任何一方开战,另一方将提供军事援助。俄罗斯增加了对伊朗的军事和技术支持,并加快了与伊朗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谈判,尽管德黑兰继续武装、训练和资助代理人,对美国在中东的人员和合作伙伴以及红海的国际航运实施恐怖袭击。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几乎扩展到了每一个领域,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北极等地举行的军事演习日益具有侵略性且范围广泛”。 布林肯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有着复杂历史和不同利益,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与美国长期以来的联盟架构相去甚远。在大肆宣扬友谊和支持的背后,这些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性的,它们之间的合作需要权衡和承担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国家都可能会发现这种关系越来越令人不愉快。这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健康和海外地位正受到其修正主义伙伴所煽动的全球不稳定的威胁。然而,所有4个修正主义者都始终坚持挑战美国和国际体系的总体目标。这将继续推动他们的合作,尤其是当美国和其他国家站出来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时”。 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对这一日益增强保持一致的回应是加快盟国对这一威胁的共识。我们使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强、更团结,尽管芬兰和瑞典长期以来一直不结盟,但北约还是欢迎它们的加入。在本届政府上台之初,30个北约成员国中有9个履行了将其GDP的2%用于国防的承诺;今年,32个盟国中至少有23个将履行这一承诺。我们深化了美国在印度-太平洋的联盟关系并使之现代化,通过签署新协议升级从日本到菲律宾再到南太平洋的基地,加强了美军的部队态势和能力。我们还找到了将盟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方法。2023年,拜登总统在戴维营首次与日本和韩国举行了三方领导人峰会,三国同意加强合作,共同抵御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袭击和网络攻击。今年,他与日本和菲律宾在白宫举办了有史以来首次美日菲峰会,三方承诺深化共同努力,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 大趋同 布林肯表示,“可以说,我们实现的最有影响的转变不是在地区内部,而是在地区之间。普京发动入侵时,以为可以利用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依赖来制造分裂,削弱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但他低估了欧洲国家的决心,也低估了亚洲盟国帮助它们的意愿。日本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20亿美元的援助,今年6月,日本成为欧洲以外首个与基辅签署为期十年的双边安全协议的国家。澳大利亚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是在英国培训乌克兰人员的多国联盟的一部分。韩国已宣布,除已提供的大量经济和人道主义支持外,还将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美国的印太伙伴正在与欧洲协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限制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从而减少普京可注入其战争机器的资金”。 布林肯说,“与此同时,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及本届政府创新性地利用情报外交来揭示这种支持的广度——使美国在欧洲的盟国进一步关注北京所构成的威胁。普京的入侵所造成的大规模经济混乱使台湾海峡危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成为现实,每年全球约有一半的集装箱商船通过台湾海峡。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90%以上都在台湾制造。拜登政府上台时,欧洲的主要合作伙伴决心从美国手中获得自主权,同时加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然而,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它们已围绕从中国的‘去风险’调整了大部分经济议程”。 布林肯提及,“2023年,欧盟通过了《关键原材料法案》,以减少在生产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等产品所需的原材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2024年,欧盟推出新举措,进一步加强其经济安全,包括改进对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的审查、研究安全和出口控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退出了中国在中东欧的‘17+1’投资倡议。意大利退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禁止中国科技公司为其关键基础设施提供设备”。 布林肯说,“欧洲和亚洲的友邦们也与美国一道采取协调行动,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和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今年,拜登政府对中国的钢铁和铝、半导体和重要矿产征收了有针对性的关税——而不是提高美国家庭成本的全面关税,欧盟和加拿大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了关税。我们从本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冲击’中吸取了惨痛教训,当时北京释放出大量补贴商品,淹没了美国工业,破坏了美国人的生计,摧毁了美国社区。为了确保历史不再重演,并与中国的扭曲策略竞争,我们正加大对美国及其朋友的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为这些投资提供更大的保护”。 布林肯补充道,“在新兴技术方面,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正越来越多地携手合作,以保持其集体优势。在我们的敦促下,日本和荷兰与美国一道采取措施,防止中国获得最先进的半导体及其生产设备。通过量子发展集团(QDG),我们召集了9个欧洲和亚洲的主要盟国,以加强供应链的韧性,深化在一项能力甚至超过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的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商业合作”。 布林肯表示:“从俄罗斯发动战争的那一刻起,美国的一些人就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会转移资源,使其无法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的行动证明了事实恰恰相反:挺身而出对抗俄罗斯对于亚洲和欧洲实现前所未有的趋同至关重要,亚洲和欧洲日益将自身的安全视为不可分割的。这一转变不仅是莫斯科和北京作出的致命决定的结果。它也是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作出的决定的产物——华盛顿鼓励但没有、不愿也不能强加于人的选择”。 布林肯说,“支持乌克兰的全球联盟是我职业生涯中见过的最有力的责任分担范例。自普京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了940亿美元的支持,欧洲、亚洲和其他合作伙伴也提供了近1480亿美元。通过加强协调、投资和工业基地整合,提高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盟友的能力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美国人民期望,美国的安全也要求盟友和合作伙伴在未来承担更多的防务负担。但是,由于我们所建立的盟友桥梁,美国当今在这两个重要地区的地位显然更加稳固。美国的友邦们也是如此”。 跨地区修正主义 布林肯谈到,“这些修正主义者的日益武断和保持一致所造成的不稳定影响远远超出了欧洲和亚洲。在非洲,俄罗斯派遣特工和雇佣军开采黄金和重要矿产,散布虚假信息,并帮助那些试图推翻民选政府的人。莫斯科非但不支持结束苏丹战争——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外交努力,反而通过武装双方为冲突火上浇油。伊朗及其代理人利用混乱局势恢复了该地区的非法武器贩运路线,加剧了动乱。与此同时,北京对莫斯科在非洲的好战行为视而不见,却在非洲培养新的依赖关系,让更多国家背上难以承受的债务。在南美洲,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正为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威权政府提供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从而加强了马杜罗政权不受压力影响的信念”。 布林肯说,“这些修正主义者的保持一致在中东地区的表现更加激烈。俄罗斯曾一度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限制伊朗核野心的努力;而现在,其正促成伊朗的核计划,并为其破坏稳定的活动提供便利。俄罗斯也从以色列的亲密伙伴变成了10月7日袭击后加强与哈马斯联系的伙伴。拜登政府则一直与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不懈努力,以结束加沙的冲突和苦难,找到外交解决方案,使以色列人和黎巴嫩人能够在边界两侧安全地生活,控制更广泛的地区战争的风险,并努力加强该地区的一体化和正常化,包括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一体化和正常化”。 布林肯指出,“这些努力是相互依存的。如果不结束加沙战争,没有一条有时限、可信的建国道路来满足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愿望和以色列的安全需求,正常化就无法向前推进。但如果这些努力取得成功,正常化将使以色列加入地区安全架构,释放整个地区的经济机会,并孤立伊朗及其代理人。4月份,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联盟帮助以色列抵御了来自伊朗的史无前例的直接攻击,展现了这种一体化的曙光。我自10月7日以来对该地区的访问证实,如果那里的领导人愿意作出艰难的决定,那么就会有一条通往更大和平与一体化的道路”。 布林肯表示:“尽管我们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加沙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后果仍然是毁灭性的。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平民在一场并非由他们挑起、也无法阻止的冲突中丧生。加沙几乎所有人口流离失所,绝大多数人营养不良。加沙仍有约100名人质,他们有的已经遇害,有的仍被哈马斯以残酷的条件扣押。所有这些苦难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努力结束冲突,防止冲突再次发生,并为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奠定基础”。 提出更强的Offer 布林肯说,“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过去的大国竞争意味着被告知要在一场竞争中选择一方,而这场竞争感觉与它们的日常斗争相去甚远。许多人担心,现如今的竞争也是如此。一些人担心,美国对国内复兴和战略竞争的关注将以牺牲对他们最重要的问题为代价。华盛顿必须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拜登政府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任何国家都不希望基础设施项目建造质量差、破坏环境、引进或虐待工人、助长腐败并使政府背上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然而,这往往是唯一的选择”。 布林肯提到,“为了提供更好的选择,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国家于2022年发起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该倡议最终将释放60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用于资助高质量、无害环境的项目,并增强项目所在社区的能力。目前,美国正在协调对铁路和港口的投资,以连接菲律宾的经济枢纽,促进对该国的投资。美国正在对横跨非洲的发展带进行一系列基础设施投资——将安哥拉的洛比托港与刚果(金)和赞比亚连接起来,并最终将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起来——这将为整个地区的社区创造机会,同时加强对引领清洁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的供应”。 布林肯称,“美国正与合作伙伴联手建设和扩大数字基础设施,使各国不必为获得高速、廉价的互联网连接而放弃安全和隐私。华盛顿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台湾合作,投资铺设电缆,将数字接入扩展到太平洋岛国的10万人。华盛顿还在亚洲其他地区以及非洲和南美洲率先开展了类似的工作。本届政府还努力使国际机构更具包容性”。 布林肯说,“尽管联合国和其他此类机构可能并不完美,但其合法性和能力是无可替代的。参与和改革这些机构是巩固国际秩序、抵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努力的最佳途径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重新加入了世卫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政府提议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增加两个非洲常任理事国席位、一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选举产生的席位。此外,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提议为德国、印度和日本增设常任理事国席位”。 布林肯补充道,“这也是我们力促二十国集团(G20)增加非洲联盟为常任理事国的原因,二十国集团已于2023年这样做了。2021年,我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以帮助在全球健康、气候和债务危机的重压下挣扎的贫困国家。我们还推动世界银行进行改革,允许各国政府在自然灾害和气候冲击发生后推迟偿还债务,并扩大中等收入国家可负担得起的融资。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融资翻了两番,帮助他们实现气候目标,并帮助5亿多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布林肯表示,“拜登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表明,美国是其他国家可以依靠来帮助解决其最大问题的国家。例如,当乌克兰战争加剧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时,美国投资175亿美元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并号召100多个国家采取具体措施应对这一挑战及其根源。美国在这样做的同时,仍然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最大捐助方”。 大后方 布林肯说,“尽管一些美国人赞成加强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但拜登政府的战略支柱实际上得到了广泛支持。《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对乌克兰和台湾的多轮资助在国会两党的支持下获得通过。参众两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致力于加强美国的联盟关系。在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有原则、有纪律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要让盟国和对手相信,虽然华盛顿的执政党会变,但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柱不会变,巩固这种一致性至关重要。这将使盟国相信,美国可以信赖地与它们站在一起,这反过来又会使他们成为美国更可靠的盟友。这也将使华盛顿能够继续以实力地位应对对手,因为他们会知道,美国的力量不仅植根于美国政府的坚定承诺,也植根于美国人民不可动摇的信念”。 布林肯表示:“作为国务卿,我不搞政治,我搞政策。政策就是选择。从上台第一天起,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就作出了一个基本选择,即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易燃的世界里,美国不能单打独斗。如果美国想要保护其安全并为其人民创造机会,就必须与那些在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世界中利益攸关的国家站在一起,并对抗那些威胁这一世界的国家。美国在这个决定性十年的后半段所做的选择将决定这一考验时刻是继续成为一个复兴的时代,还是回到一个倒退的时代——决定华盛顿及其盟国能否继续在与这些修正主义势力的竞争中胜出,还是让它们的愿景决定二十一世纪”。…
特朗普正式接任拜登,后者的国家安全局局长杰克·沙利文在1月初访问印度,这距离上一次印度外长访问美国只有一个月。沙利文向印度强调,“在即将离任的美国政府眼中,美国和印度的伙伴关系和其区域和全球优先事项的核心,并拥有两党的支持”。沙利文还高度称赞印美在国防和技术领域的伙伴关系,称之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因素”。这应是拜登政府官员对印度的最后一次高调访问,而特朗普上任后,会对拜登政府的印太政策作何更改,令外界瞩目。正是因此,沙利文借本次出访,对“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寄予厚望,并将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对比。 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日渐密切,其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不再遮掩的自信和这背后其日益彰显的实力。拜登政府曾屡次警告特朗普,称美国必须保证其对华政策和印太政策的连贯性,否则将产生巨大的风险,使得美国挂上不可靠的形象,让各国对中国采取避险的姿态。这包括但不仅限于美日韩三边、美日菲三边、AUKUS、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另外,不仅在印太地区本身,美国在东欧的策略若出现重大转变,也将影响印太。例如若美国不再帮助乌克兰,那么中国会从中得到启发。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曾表达过类似的忧虑:“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对印太地区来说非常重要”。沙利文指出,同时深化欧洲民主盟友关系和印太地区民主盟友的关系,是战略性的举措,将继续维护美国的利益。尤其是欧洲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欧洲和中国的关系,一如欧洲和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的关系一样重要。他提出,特朗普政府须意识到,“竞争的舞台远远不止传统的安全领域”,“继续将欧洲和亚洲联动起来,在对华竞争中,至关重要”。 回到印度本身:印度和美国于2022年启动了一项技术合作计划,对双方在半导体生产和开发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框架性的定义,印方对这一合作计划带来的量子计算、半导体、电信、防卫等领域的重大进展寄予厚望,该协议也对于达成允许美国通用电气与印度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合作在印度生产喷气式发动机的协议至关重要。去年,拜登为印度总理莫迪举办了国宴。不过,由于特朗普曾威胁要对印度加征关税,并在出口管制方面立场强硬,印度对于两国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前景忧心忡忡。 鉴于此,沙利文本次1月5日至6日的印度之行,重点总结两国的合作成就,并与印方讨论了战略技术合作,包括国防、太空和人工智能等。他在新德里印度理工学院发表演说,还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瓦尔以及印度外交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杰尚卡尔等会面。 印度新闻媒体“第一邮报”对沙利文的印度之行进行总结,称有三大收获:加强核能合作的监管改革、导弹出口和两用技术。尤其是在拜登政府将责任移交给特朗普之际,美国宣布重大举措,取消长期以来限制印度顶级核实体与美国公司之间民用核能合作的规定。沙利文解释称,这些措施对于“充分发挥2008年印度-美国民用核协议的潜力至关重要”,将让两国的私营部门、科学界等进行更加深入的民用核能合作,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等的长足发展。 有关防卫领域的合作,沙利文向印方通报称,美国对导弹技术控制制度覆盖下的导弹出口管制政策做了革新。印度外交部对此报以积极反应,认为“美国和印度将能够因此进行更深入的商业太空合作”。沙利文还向印度指出,向俄罗斯转让两用技术具有风险。他发出警告,“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的技术被转移到不友好行为者的手中,这让美国和印度必须确认,宝贵的军民两用技术不会落入不友好行为者的手里”。 沙利文还向印方谈到了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出口管制安全、供应链安全、贸易安全、敏感行业投资安全领域的顾虑。 对于美国极为重视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沙利文称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意识到该战略在经济一体化和增长领域带来的巨大机遇,同时强调,“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完全可以有机会提供“比中国的一带一路标准更高的替代性方案”。 “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目前仍在规划中,一经实现,将可联通从印度到欧洲的多个国家,包括阿联酋、沙特、约旦、以色列和希腊等。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均在两年前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签署了这一倡议的备忘录。欧盟代表也签署了该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高度评价这一倡议,称“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宏大的合作计划”,“将改变中东和以色列的面貌,让全世界都受益”。 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和以色列爆发激烈冲突,对拜登政府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上做出的努力造成严重冲击,也对“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沙利文向印方表示,相关区域的确出现了混乱,但他重申了美国对“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倡议的承诺,并表示自己曾亲自与该倡议的参与国的主要领导人接触,以确保计划取得进展。 对于中国,沙利文谈到了一些忧虑。他指出,如果美国在其盟友面前出现可靠性和持久性方面的松动,那么盟友们完全有可能认为,有必要对冲中国。沙利文也表达了他对特朗普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期望,称“希望新政府能够在上台后,对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们发出明确信号,表示美国将继续巩固自身在区域的战略地位,将继续在该区域投资”。 不过,沙利文也对印度有所告诫。他指出,美印两国需要“坚持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尊重为动态增长创造条件的法治、尊重推动创新的多元化和宽容、以及保护释放人类精神的基本自由”。沙利文对印度合作伙伴称,上述这些元素对于两国伙伴关系的发挥、释放其“无限潜力”至关重要。 美国新政府在印太地区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印度引发广泛讨论。印度斯坦时报分析认为,在拜登政府治下,美国通过多个纵横交错的渠道加强了美国和印太、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协调,并使美国的这两股联盟产生联动,将中心辐射式的联盟升级为一种网格式的覆盖式联盟,使得美国在这些区域扮演者非常强大的角色。而沙利文本次访问印度,特别强调美国现行的印太战略,拥有两党的广泛支持,包括特朗普团队当中的许多人也支持这一战略,或者说共识多于争论或批评。因为他们看到,这一战略效果显著。 沙利文表示,在印太地区,抛开美国的参与,国与国之间的例如印度和日本、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均具有优质的深度和高度,韧性十足。“如果美国不继续参与培育这些关系,将出些负面后果”。他认为,“拜登政府的遗产之一,便是让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友们继续深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巩固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共同愿景”。因此“即便美国新政府调整或改变政策,这种关系仍然将会继续下去”。而正是因为拜登政府的这一遗产“着眼中长期”,哪怕印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变更领导人,美国的印太战略大方向依旧会保持住。不过,沙利文也承认,“当国家领导人具有相向而行的意愿的时候,合作会更加顺利。因此这只是一般顺利,或者更加顺利之间的区别”。…
9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受邀以在线方式出席了由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和德国游说组织“大西洋之桥”共同举办的跨大西洋地缘经济论坛。谈及美中关系时,伯恩斯在发言中表示,“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一关系非常复杂,因为当然,我们既与中国是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在努力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 伯恩斯当天在讲话开始时说道,“我要简短地谈谈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那就是美中关系。但我期待着聆听你们的观点,回答你们的问题,并在充满美国人、欧洲人和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听众席上稍作交流,因为我认为,对美国和我们的欧洲盟友的未来来说,没有什么比正确构建对华关系并推动其向前发展更为重要。首先,我要说的是显而易见的。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一关系非常复杂,因为当然,我们既与中国是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在努力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我知道这也反映了北约国家和欧盟所面临的战略困境”。 伯恩斯提及,“我会从一些好消息开始谈论美中关系,这些好消息可能会让大家在纽约的一个周四早晨感到安心。我将不得不在发言中间告诉大家一些坏消息,然后我们再从坏消息说起。下面是关于美中关系的相对较好的消息。我认为,自从拜登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旧金山峰会期间会见习近平主席以来,我们在过去九、十个月里已经稳定了美中关系。在此之前,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非常坎坷的时期。我于2021年宣誓就职大使。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我们对此表示支持,但这确实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低迷——严重的低迷。中国政府切断了两国间的许多重要战略渠道。你们应该还记得,2023年2月,一个奇怪的气球飘过美国国土,从阿拉斯加一路穿过大平原,到达南卡罗来纳州,在那里被美国总统下令击落。这导致我们与中方的关系陷入低迷”。 伯恩斯指出,“因此,我们经历了2022年大部分时间和2023年部分时间。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可行的重要内阁渠道。作为一名外交官,我对此深感忧虑,尤其是在两国关系中有时充满了尖刻和竞争,有时甚至怀有怨恨。你需要让最高层的人进行对话。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能够重新建立的。我们现在——布林肯国务卿与中国外长王毅有着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沙利文国家安全顾问(Jake Sullivan)正在与王毅进行战略对话。耶伦财长(Janet Yellen)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雷蒙多商务部长(Gina Raimondo)与她的对应方王文涛进行了战略对话。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建立这种关系,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有着非常牢固和持久的关系,至今已有十二三年之久”。 伯恩斯说:“那么,我所说的稳定关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重新建立了成功所需的内阁渠道,尤其是在困难的双边关系中。有哪些具体的例子?在我谈到的两次危机中,我们两军的领导人都没有保持联系。现在,我们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与他们的中国对应方建立了联系和关系。而且非常重要的是,领导我们的印太司令部的帕帕罗(Samuel Paparo)上将最近与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进行了两次会晤。这意义重大,因为我和我们很多人都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意外冲突——可能是舰船或军机相撞。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两国关系中曾经发生过。在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你希望有能力让我们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保持联系,以降低温度,与意外的力量分开,并达成和平的结局。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开始奏效,建立更密切的两军关系”。 伯恩斯提及,“关于芬太尼问题——各位在座的欧洲人,芬太尼是美国18至45岁美国人的主要死因——这是一场真正的国家健康危机。中美洲贩毒集团制造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大部分前体化学品都来自黑市中国公司。因此,在拜登总统与习主席会晤后,中国政府承诺将与我们合作——我们在减少这些前体化学品的流通、打击为其提供资金的非法金融活动方面共同取得了进展,并尝试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共同解决这一涉及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重大全球健康问题。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走得还不够快,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我确实认为,我们至少能够一起朝着同一条道路前进。这给了我们一些安慰”。 伯恩斯续指,“人工智能是我们开始共同探讨的另一个话题。显然,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给我国带来的好处,但我们也看到了风险。我们已经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战略对话,以应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军事风险。我们的对话才刚刚开始,而且我们还会走得更远。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了。当然,与我们在北约的盟友以及印太地区的盟友一道,我们已走得更远了”。 伯恩斯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那就是气候变化问题。中国约占全球排放量的28%。美国占10%。但我们是两个主要的碳排放国。我认为,我们明白我们对彼此、对我们的公民,尤其是对世界上80亿人负有共同的责任,要确保我们共同努力,履行2015年奥巴马总统在任时与习近平主席共同作出的《巴黎协定》承诺。波德斯塔(John Podesta),你们中很多人都认识,是我们的气候谈判代表,三周前他刚刚访问了北京;我认为,他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建设性的会谈”。 伯恩斯补充说,“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我们希望中方能在甲烷和氧化亚氮方面做得更多,并在未来一两年内作出非常积极的国家声明承诺。我们希望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上看到进一步的进展。但我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一致的。因此,在这些方面,我们在高层沟通方面的关系更加稳定。这使我们能够进行有时非常困难的对话,从而降低分歧导致冲突的可能性或概率,因为我们显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试图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来管控这一关系。所以,不管你信不信,这才是美中关系中最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 美国决心与盟友一起保持作为印太安全力量的领先地位 伯恩斯说,“第二点,这才是我真正想关注的,然后我会停下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第二点是,在很大程度上,美中之间的这一关系仍然极具竞争性。我们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两个经济体。我们是世界上最强的两支军队。我们是两个拥有巨大全球影响力和对世界产生影响潜力的国家。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这是积极的。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处理这一关系。我们是制度性对手,我认为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我们都将是制度性对手。这种较量和竞争体现在四个不同的领域。当然,这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也发挥着作用,过去四年来,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做了大量工作,以加强我们与日本、大韩民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的安全联盟”。 伯恩斯补充道,“我们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共同提出了一项非常有前景的战略倡议,即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这对于维持印度-太平洋的和平以及提供强大的威慑力非常重要。就在上周末,我们的拜登总统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接待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携手合作,这是一个能力超强、实力雄厚的国家四重奏,其目的确实是就如何加强民主、如何加强市场资本主义、如何共同应对全球重大问题等积极议题开展合作。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加强了(联盟和伙伴)关系”。 伯恩斯说,“不过,我还想说,改变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北约和欧盟都开始考虑它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安全利益。当北约领导人开会时,我们有四个来自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它们在西欧、美国、加拿大或会议召开地与我们会面。这改变了游戏规则。我们看到大量的欧洲议会成员和欧洲各国政府议会的成员前往台湾,支持与台湾当局建立联系,我们希望这将维护两岸的和平”。 伯恩斯说,“在安全领域竞争如此激烈,美国当然决心与我们的盟友一起保持我们作为印度-太平洋安全力量的领先地位。这是竞争的首要条件。但我认为,在美中关系中,技术和经济确实占据了中心位置。你们知道美国和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商业竞争。但很明显,随着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对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的思考,军事领域的技术开发将以商业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为基础”。 伯恩斯补充说,“因此,美国决心保持我们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并决心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你们已经看到,美国关闭了美企向中国市场出口先进半导体的可能性。现在,美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在华投资人工智能企业也受到了限制。我们采取这种‘小院高墙’的做法,并非真正出于商业原因,而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我们不希望解放军获得我们最敏感的商业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转化为军事能力。我们也看到其他国家也开始采取这些措施”。 技术是中心舞台,经济是中心舞台 伯恩斯说,“因此,技术是中心舞台,经济是中心舞台。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复杂。中国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我们的北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我们已宣布,我们的财政部长耶伦在多个场合说过——我们并不试图将美中之间巨大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去年超过6000亿美元脱钩,但我们将去风险。我认为,技术和经济的结合使其成为我们整体关系中最活跃、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而产能过剩的问题,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详细谈谈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重要”。 伯恩斯续称,“我们认为,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钢铁、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存在大规模生产过剩,其中一些领域的产量是中国国内需求的两到三倍,现在正试图以人为的低价向全球市场倾销这些产品。我知道欧盟正就欧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进行激烈的辩论。我不想评论欧盟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这取决于欧盟。但如果你放眼世界,就会发现南非和土耳其都提高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以保护本国市场。智利、巴西、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伯恩斯说,“你们看到拜登总统对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电动汽车销售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方的所作所为在国际贸易中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绝不容忍美国出现第二次‘中国冲击’。在第一次‘中国冲击’中,我们失去了超过一百万个美国制造业岗位。我们将保护美国的这些就业机会。我认为,许多其他国家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让我们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伯恩斯说,“我们还应在经济国家安全领域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即数千家中国公司一直在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部件,以加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并允许和加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邪恶、野蛮、非法活动,以及向乌克兰发射俄罗斯火箭弹和导弹、无人机以杀害乌克兰平民。我们决心阻止这一切。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制裁了三百多家中国公司。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中方的行为有所改变。因此,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将继续采取这种惩罚性措施,以表明我们的态度,即我们不会坐视中国大力帮助俄罗斯加强其军备潜力和国防工业基础”。 伯恩斯表示,“因此,在印度-太平洋的安全领域、技术问题、经济和贸易问题上,我们两国正在展开激烈的竞争。还有最后一个领域。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确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与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我们并不回避谈论这些问题。像维吾尔族企业家艾克拜尔·艾赛提(Ekpar Asat)及医生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这样的人,因为在新疆为维吾尔族人的自由和权利大声疾呼而被不公正地关押。西藏也是如此。香港也是如此。宗教权利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与中方存在重大分歧。我们与今天在座的各位所代表许多国家一道,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作,试图揭露中国政府那些可怕的人权做法。这就是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正在进行的激烈竞争的主要内容”。 致力于维护美中之间的和平关系 伯恩斯谈到,“不过,请允许我用一个稍微积极的观点来结束我的发言。我认为我们将与中国竞争。我们美国、欧洲国家和许多印太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如此。因为我们必须捍卫民主。我们必须捍卫法治。我们必须捍卫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不受解放军粗鲁恐吓的权利。但我们也要确保我们是这一关系的负责任的管理者。因此,我们致力于维护美中之间的和平关系。我知道这对欧洲国家和我们所有的印太盟国都是如此,但说出来很重要。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建立这些沟通渠道,与中方领导人进行无休止的会晤,以便我们之间的分歧可以和平裁决,而非通过武力”。…
9月25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受邀在纽约参加了由智库、亚洲协会主办的有关印度外交政策的研讨会。苏杰生在讲话中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印中关系是亚洲未来的关键。可以说,如果世界要实现多极化,亚洲也必须是多极化的。因此,印中关系不仅会影响亚洲的未来,而且或许还会影响世界的未来”。 苏杰生在活动开始时谈到,“很高兴回到亚洲协会,今天与大家分享关于‘印度、亚洲和世界’的想法。首先,请允许我谈谈世界。我很清楚我们是来参加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我们刚刚参加完了‘未来峰会’。因此,当我们审视当今世界时,如果让我选择几个词来描述它,对我来说,一个非常明显的词可能是再平衡。再平衡以51个联合国创始国为起点的全球秩序,在过去八十年里,联合国的成员国数量增长了四倍,世界上不仅有了更多的独立国家,而且全球秩序中各个成员的经济、政治甚至人口比重也发生了变化,变化到了我们许多人认为当今我们实际上正处于一个拐点的地步,这个拐点确实为改革全球秩序,特别是联合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 再平衡、多极化、诸边主义 苏杰生指出,“那么,当我谈到再平衡时,我认为亚洲是再平衡的关键所在。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其中的亚洲经济体比几十年前要多得多。即使是这20强中的亚洲经济体,其崛起的力度和影响也要大得多。其中当然包括印度,十年前印度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目前是第五大经济体,到本十年末很可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苏杰生续指,“当我再次尝试描述世界时,我想到的第二个词是多极化。这是再平衡的结果。多极化是指世界上有更多独立的决策中心。它的作用是,使国际政治更倾向于寻找共同点和重叠点。这实际上对全球架构产生了影响,联合国成立之初,世界两极化程度很高,但后来短暂进入单极化。现如今,我们看到的全球格局更具有区域性,正如我所说的,更多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强大利益,并且有能力追求这一利益。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格局,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政治的趋同性如何体现”。 苏杰生补充道,“我想到的第三个词是诸边主义(plurilateralism)。这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词,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描述了一个超越双边关系、但又不足于多边关系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在我所谈到的这些趋同和重叠的基础上形成组合。在这种现象下,国家集团往往为了有限的议程走到一起,有时是在一个商定的舞台上追求各自的利益。对我来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四方安全对话一直是印度-太平洋一个日益壮大的平台,而(康京和)大使正如您所描述的那样,在威明顿刚刚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我认为是这一平台壮大的最新一步”。 苏杰生表示:“所谓再平衡、多极化、诸边主义;它们描述的是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但它们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遭受了反复冲击的世界。当今,这些冲击实际上加速了世界正在经历的变革。这些冲击包括新冠疫情,包括一个同时发生多起冲突的世界,一个发生激烈的、极具破坏性的气候事件的世界。因此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亚洲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这种变化的前沿。在亚洲,印度是这场变革的领导者之一。但是,这种变化如今正在拉伸全球秩序的结构。我所描述的这些冲击就是其中的压力点”。 苏杰生提到,“在全球经济方面,我想强调两个特别的方面。一个是供应链挑战,新冠疫情、多场冲突和气候事件告诉我们,需要更有韧性、更可靠、更多余的供应链。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在重组国际经济;因此,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秩序,还有国际经济。在此,我想再次指出,亚洲既是这场变革的参与者,也是变革的舞台。国际经济的第二个特点当然是其数字化特征。数字时代实际上要求更多的信任和透明度。因此,当我们审视当今的经济关系时,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安全过滤器来看待当今的企业。在此,我想说的是,亚洲将再次经历这种数字困境,也许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更加严重”。 苏杰生表示,“那么,这一切对印度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以用六、七点来概括。第一,正在崛起的印度必须准备好在动荡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崛起。通常情况下,当国家崛起,大国崛起时,它们希望真正的有利环境。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得到这样的环境。在我们准备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将其固有性纳入我们的规划中。显然,在崛起的过程中,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更迅速、更有效地实现次大陆和南亚的地区化。为此,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确实一直在奉行以非对等、非常慷慨的方式关注周边地区的政策,以便我们能够切实推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区域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印中关系是亚洲未来的关键 苏杰生说:“我要谈的第三点是关于印度和中国。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印中关系是亚洲未来的关键。可以说,如果世界要实现多极化,亚洲也必须是多极化的。因此,印中关系不仅会影响亚洲的未来,而且或许还会影响世界的未来。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奉行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向行动’(Act East)政策。但同样,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这一政策已经成熟,超越了东盟的范围。因此,我认为,印度-太平洋作为一个战略概念的到来实际上是‘东向行动’政策的成功,也是印度当今的利益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现如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四方安全对话伙伴”。 苏杰生提及,“我知道亚洲协会对亚洲的传统兴趣一般停留至印度,但我也想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印度与海湾地区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想特别指出一些有趣的互联互通提案和倡议,它们已摆在桌面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我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将大西洋与印度连接起来,将欧洲通过阿拉伯半岛与印度连接起来。显然,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我们也在努力通过缅甸建立与太平洋的连接,这就是印度-缅甸-泰国三边公路。因此,可以想象,也许到本十年末,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连接将以陆路为主,而这一连接将贯穿亚洲,这显然将产生非常深远的战略和经济影响”。 苏杰生谈到:“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是历史的回归,即增长,因为印度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再次实现了8%的增长,我们非常有信心,也许未来几十年印度还会保持这样的增长水平。印度准备投资于自己的地区,投资于自己的邻近地区,而这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全球化的前沿,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正重新占据自己的历史地位。因此,当我选择‘印度、亚洲和世界’这个标题时,我是在温和地暗示,也许未来印度的中心地位会比过去几十年更高,这将代表着历史的回归”。 印美关系变化,对印度来说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战略转变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主持人亚洲协会副会长罗素(Daniel Russel)说,“实际上,我对您提出的两个特殊联系颇感兴趣。一个是多极化、全球秩序和地区主义之间的联系。我认为这些极点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我听到的另一件事,坦率地说,让我不寒而栗的是,美国不得不从东亚模式调整到印度-太平洋模式。现在,您暗示我们可能正朝着印度-太平洋-大西洋模式前进,这将是我们想象力的又一次飞跃,以实现那种程度的互联互通”。 罗素补充道,“您谈到了我个人希望谈的许多问题。但有一件与世界相关的事情,您没有讨论,那就是美国与印第的关系。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这里开始,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不仅仅是您所评估的两国关系现状,还有所有这些压力和波动。有哪些推动进展的因素?在面对不可避免的变化时,美印关系中有哪些压舱物可以保持进展?” 苏杰生回答说,“我认为印度与美国关系的变化可能是,至少对印度来说肯定是,这是最大的外交政策,我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战略转变。我们看到,如果我把时间拉长,你知道,在印度独立后的75多年里,我们经历了最初的不结盟时期。然后,当我们看到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在上世纪70年代初走到一起时,你看到来自印度和苏联的反应。后来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在很多方面让印度和美国重新调整了立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看待对方。这一逻辑的展开需要一些时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早期数据的障碍和阻碍导致系统堵塞”。 苏杰生续称,“我这样说,还是纯粹从印度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犹豫不决限制了印美关系的发展。而我想说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印度方面不存在这些犹豫不决,意识形态上的犹豫不决。我们允许自然力量推动这一关系向前发展。那么,这些力量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其中一部分显然是我们当今在全球秩序中看到的战略重新计算,不同国家重新评估它们的关系,这取决于它们认为这种伙伴关系的价值在哪里”。 苏杰生说,“在印度方面,我们当今对美国的战略评估是积极的,而以前并非总是如此。在美国方面,我认为与印度这样一个既非联盟伙伴也非条约伙伴的国家合作的意愿要强得多。你可以在现如今的四方安全对话中看到这一点,也可以在印美双边关系中看到这一点。在这方面,我认为技术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但我想说的是,在数字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经济更有可能融合在一起”。 苏杰生补充说,“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以说是印美关系中的社会部分,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看印度裔美国人社区,它是印美关系的桥梁。在很多方面,它都是美国一个非常独特的社区,印度裔美国人社区与自己的祖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对印美关系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我可以非常客观地说,印美关系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和25年中非常显著,但肯定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如此”。 苏杰生说,“我可以举出一系列例子,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即使是在防务领域,从1965年到2006年的40年间,我们与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关系,我们的武器库存中没有一个美国制造的平台。现如今,我们使用4架美制军机,我想还有三四架直升机。陆基系统又是一个例子。但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 罗素谈到,“我同意您就防务合作提出的观点。坦率而言,我想指出美印两国正共同做的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这表明了您所描述的范式和思维的转变。我注意到莫迪总理在特拉华州与拜登总统的双边会谈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包括防务伙伴关系、联合海事工作队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共同解决此时此地的实际问题。正如您提到的技术方面,双方将在印度合作建一个半导体工厂”。 罗素说,“这些都很引人注目。但让我来谈谈经济问题,因为我们在纽约,这里是商业和金融之都。我知道,莫迪总理,您和您的同事们正与美国商界进行大量接触。许多美国公司正在去风险、实现多元化、撤出中国、寻找替代方案。其中有很多公司正叩响印度的大门,但您能否跟我们谈谈?您刚才提到印度在应对障碍和克服过去的障碍。贵国政府正在解决哪些障碍,以促进投资和商机——西方和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 苏杰生表示:“首先要接受我们面临的挑战。我认为这种认识对于莫迪政府的政策至关重要。因此,如果你追溯到2014年,从那时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尝试,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那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让在印度做生意变得更容易,包括制定程序部分、政策部分,以及为企业进入印度提供基础设施。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我们称之为让做生意更容易。第二,你知道的,在印度生活或工作更容易。因此,减少文书工作,简化审批流程”。 苏杰生续指,“第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我的意思是,印度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改善。如今,印度每天都在修建25到30公里的高速公路。铁路运输的周转时间得到了改善,港口得到了改善,工业区的数量也在增加。因此,你需要将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吸引到企业。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显然还有进一步改善的巨大空间”。 苏杰生指出,“如果我回顾过去的一百天,今天是第24天,对吗?莫迪总理的第三个任期已经过去了107天。在头一百天里,莫迪总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包括在印度建立12个大型工业节点的设想,但实际上我们将创造一种环境,使制造业更容易在印度落户,在铁路、公路和港口,尤其是港口和与工业节点相连的港口方面的投资翻番。因此,我们对此非常重视。我可以说,这确实是最重要的优先领域”。…
9月12日,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Christine Wormuth)出席了由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行的有关地面部队与大国竞争的研讨会。当谈及她最近对印太地区的访问时,沃姆斯表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印太地区的关系——我们的联盟关系、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如何变得越来越紧密”。 活动主持人、史汀生中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芬利(Brian Finlay)在对话开始时谈到,“部长女士,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您谈谈世界各地的情况。在过去的三年半时间里,您前往了世界各地访问,看望了我们的军人。最近,您在印度-太平洋访问了三个国家:韩国、日本和菲律宾。因此,我想先让您谈谈您的一些战略观察,帮助我们确定美国陆军目前和未来可能在该地区扮演的角色。您是如何考虑的?未来是怎样的?” 沃姆斯表示:“我想我在8月份的访问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去你提到的那些国家,去年夏天我还访问了澳大利亚并视察了关岛。你知道,我们正在关岛加强防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印太地区的关系——我们的联盟关系、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如何变得越来越紧密的。2014年至2016年,我曾于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当时我们正在努力实施‘亚太再平衡’或‘重返亚太’战略——你可以选择你对此更喜欢的称呼。今年8月,我被我们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密所惊呆了。坦率地说,我认为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在该地区行为的影响。大量的胁迫行为确实让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等国觉得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符合它们的自身利益”。 沃姆斯补充道,“要知道,我们显然一直扮演着印太战区安全与稳定保障者的角色。就美国陆军的作用而言,我的军职同事总是会提醒你,亚洲国家最强大的军种通常是陆军。在印太战区的大多数盟友和伙伴国家中,陆军通常是最庞大的军种,因此我们有着非常、非常牢固的关系。同样,无论是与菲律宾陆军,还是与印度陆军,我想说的是,我们与印度和印度陆军的关系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因此,美国陆军所扮演的很多角色都是在威慑的背景下尽可能地利用这些关系,并且能够证明我们与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是可以相互操作的。我们通过演习来做到这一点”。 沃姆斯举例称,“美国太平洋陆军有一系列名为‘行动路径’的演习。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真正看到的是这些演习的规模和范围在不断扩大。演习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些演习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多边参与。这不仅展示了我们与盟友和伙伴国家(军队)的互操作性,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展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可信作战部队和军事武器。例如,我们有一种新的武器,称为‘中程打击能力’(MRC),它是我们远程火力组合的一部分,今年我们得以将‘中程打击能力’带到了菲律宾,使其成为我们演习的一部分。我们还没有进行过实弹射击,但我们正在使用‘中程打击能力’。” 沃姆斯续指,“美国陆军正在组建五支多域特遣部队(MDTF),我稍后会详细介绍。但是,我们现在有两支多域特遣部队与印太战区保持一致——第一和第三多域特遣部队。第一多域特遣部队部署到了菲律宾,也是我们演习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竞争和威慑领域。如果我们卷入冲突,我认为美国陆军将是美军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在帮助建立集结基地、帮助保护空军基地、保护港口方面做很多事情。我们在后勤和维持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战区内运送部队、装备、补给和燃料”。 沃姆斯说:“此外,我们还将参与到你在冲突中会看到的远程火力。同样,这也是我们的‘中程打击能力’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正努力研发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考虑到射程问题,这种武器在印太战场上将发挥巨大作用。要知道,所有乘坐过商业航班到过亚洲任何地方的人都知道,那里水域辽阔。地方相距甚远。因此,我想你会看到美国陆军在冲突中从多个不同层面发挥作用”。 我们必须能够与美国空军一起快速转移 芬利说,“我想深入探讨一下美国陆军传统上的一个特殊层面。您去年曾谈到过,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国家安全问题界的许多人都倾向于认为印度-太平洋是美国海军和空军的领域。当然,美国陆军在过去很大程度上以多种方式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包括为美国空军提供空军基地防御”。 芬利补充说:“由于认识到财政政治上的限制,美国空军正在印度-太平洋落实‘敏捷作战部署’概念(从在各大型机场集中部署大规模机群的传统部署模式,转变为在更多、更分散的小型机场或临时机场的分散部署模式,以增强美国空军生存能力和恢复能力),这一变化大概会改变美国陆军的角色。那么,这对美国陆军在该地区的行动有何影响?展望未来,这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陆军的部队态势?” 沃姆斯回答说,“是的,我的意思是,美国空军考虑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可以再回想一下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我们正在研究中国建立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程度。你知道,他们拥有成千上万枚各种不同射程的导弹,而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在一个特定地点集结很多、很多、很多的战斗机,因为这样的话目标就太大了。因此,美国空军的想法是:‘好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分散。我们需要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部署数量较少的军机。我们需要能够快速移动这些军机,这样它们就不是容易的目标’。这是有道理的”。 沃姆斯表示:“我认为这对美国陆军的意义在于,我们作为经常扮演保护,防空角色的军种,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能够与美国空军一起快速转移。那么,这方面存在一些挑战,我认为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能力,特别是在我们的防空能力方面。例如,我们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能是美国陆军中压力最大的单位。对它们的需求量非常大。我了解你们都知道乌克兰想获得越来越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原因不言而喻。例如,我们用爱国者防空系统来保护我们在中东的部队”。 沃姆斯补充道,“因此,我们不仅拥有数量有限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发射单元,尽管我们正在扩充美国陆军的这一特殊兵力结构,我们还将增加一个合成营。未来几年,我们还将增加一个爱国者防空营。除了发展一些新的防空能力外,我们还在发展一种被称为‘间接火力防护能力’,因此将新增几个这样的营。我们正在组建一些反无人机系统发射单元,但问题在于供求关系紧张。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与美国空军共同处理的最大问题,即我们将如何努力满足他们在印太地区的需求,同时继续保护中东或其他地方的部队。这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重要对话”。 沃姆斯指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过去几年美国陆军的预算一直很平稳,但也取决于这些部队结构的人员配备。同样,由于我们的防空部队行动节奏快,留住人员也是一个问题。招募这样的一种特定兵种和军事职业专长很困难,因为人们知道,当你报名参加该特定领域时,你会很忙。你要参与部署,而且你离开家人的时间比美国陆军中的几乎任何人都要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双边防务合作正不断加强 芬利谈到,“我想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三个国家: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美国陆军显然非常积极地帮助这三个国家建立战备状态。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特别重要?美国陆军到底在做什么?第三,在您看来,这些合作伙伴是否为自己做了足够多的事?” 沃姆斯介绍称,“在朝鲜半岛,那里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在朝鲜半岛驻扎了2.5万名美军士兵。你知道,金正恩和朝鲜军方显然还在继续加强他们的能力。因此,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将重点放在与韩国盟友密切合作上,以确保我们做好了‘今晚就能作战’的准备。8月份我在韩国访问时,我们正进行部署准备演习,为‘乙支自由卫士’演习做准备,这是我们与韩国进行的大型双边演习之一。我认为,韩国正在说到做到,付诸行动。同样,我认为我们与他们的同盟关系非常牢固。韩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对此深有同感,就是征兵问题”。 沃姆斯说:“韩国军队的规模正在缩小。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将试图通过更多地依靠技术来抵消其中的一些影响。投资高科技系统。我想你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这样做。但归根结底,鉴于朝鲜的威胁,你必须拥有大量士兵。但这才是我们与韩方共同关注的重点,尽管我想再说一遍,我认为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韩半岛以外的更广阔的地区动态。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那就是日本和韩国及两国军方之间的双边合作正在不断加强。我们也有更多的三边活动。你看到韩国军队离开韩半岛进行演习,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成效和有帮助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焦点”。 沃姆斯提到,“同样,日本和日本自卫队在过去10到15年间,从完全向内和以自卫为重点,到现在更加向外看的历程,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我们正通过演习与日本密切合作。这将是非常积极的,与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一道,就双方可以做什么进行了大量讨论。我们希望看到其中的一些内容在日本的演习中得到体现,就像我们在菲律宾看到的那样。日本最近决定接待我们的一个复合船舶连,我在横滨视察了这支连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种能力——美国海军并不是唯一拥有舰船的美军军种。美国陆军实际上也拥有一些相当大的舰船,我们用它们来运送部队、车辆和补给品,例如,这些舰船在南西诸岛(琉球群岛)以及印太战区内其他地方可能非常有用。因此,我认为与日本的合作非常积极”。 与菲律宾合作的重点是再次建立互操作性 沃姆斯接着说,“再来谈谈菲律宾,多年来,我们美军的部队态势一直偏重于东北亚。我认为,当你看到中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活动所带来的一些挑战时,我们确实需要在整个西南亚更多地区进行更多部署。这就是为什么关岛、澳大利亚、菲律宾从军事行动的角度看如此重要。因此,我们与菲律宾合作的重点是再次建立互操作性。美国陆军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安全部队援助旅’的部队,我们有五支这样的部队。它们与包括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内的每个作战司令部保持一致。我们在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安全部队援助旅’与菲律宾陆军开展了大量合作。我们一直在帮助他们,我们的多域特遣部队也是如此。在菲律宾面临诸如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礁(中国称仁爱礁)等挑战时,我们一直在做大量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态势感知。但我再次强调,我们越能加深与菲律宾军队的关系就越好”。 芬利提及,“您可能听说过,有人批评我们的北约盟友在分担责任方面的总体水平。是否可以这样说,您对上述三个印太合作伙伴为我们分担负担的程度总体上感到满意?” 沃姆斯表示:“我认为,各国审视自身的安全状况,确保在本国军队中投入所需的资源以实现自卫,总是有帮助的。这始终是一个挑战。当我们在通过自己的拨款法案时遇到困难,我们在平衡方面也遇到困难,你知道,在我们花费资源的地方作出艰难的选择时,我有点不愿意告诉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他们需要投资什么。但我再次强调,如果你看一下过去几年中,美国印太司令部所关注区域内国家的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我想你会发现投资正在增加。同样,我认为这是基于它们自己对该战区安全环境的评估”。 此外,沃姆斯稍后在回答有关“中程打击能力”,及美国陆军在东南亚和非洲的接触政策的提问时表示,“关于东盟问题,我想广泛地说,例如,美国陆军与你提到的所有国家都有很多合作,我们使用的主要工具是我们的‘安全部队援助旅’。因此,该‘安全部队援助旅’的成员与泰国军队开展了合作,例如,与印度尼西亚开展了合作。你知道,你提到的许多国家都参加了美国陆军参加的各种演习。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对于印太战区更广泛的安全结构非常、非常重要。我经常说,我也相信这一点,即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网络是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我们在其他领域也有比较优势,但我认为盟友和伙伴网络至关重要,美国陆军一直在尽我们所能来加强这些关系的结缔组织”。…
9月21日,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参加了在美国特拉华州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拜登向与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我们四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战略一致。今天,我们将宣布一系列举措,为印度-太平洋带来真正的积极影响”。 作为在他的家乡举行的其任内最后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东道主拜登率先发言说道,“各位领导人,欢迎来到特拉华州。欢迎来到克莱蒙特,这里多年前这里曾是个钢铁小镇。也欢迎来到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边境。我很高兴你们能来我的家,看看我长大的地方。我在(岸田文雄的家乡)广岛有机会这样做。在其他地方也有机会这样做。我很高兴你们能看到它。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都是民主国家,知道如何把需要做的事情处理好。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就任总统的头几天,就向你们每个国家进行接触,建议我们提升四方安全对话的地位,使其更具影响力”。 拜登补充道,“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四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战略一致。今天,我们将宣布一系列举措,为印度-太平洋带来真正的积极影响。这包括向我们的地区合作伙伴提供新的海事技术,以便它们了解其水域内的情况,首次启动四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以及扩大四方安全对话奖学金项目的范围,将东南亚的学生纳入其中。因此,我想再次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我很感激。虽然挑战会到来,但世界会改变,因为四方安全对话会一直存在。我相信,它将继续存在下去”。 莫迪:自由开放、包容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是我们的共同优先事项和承诺 莫迪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谈到,“今天,我非常高兴在我担任第三个总理任期的早期就与朋友们一起参加这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没有比拜登总统自己的家乡威尔明顿更好的地方来举行这次会议了。为了庆祝四方安全对话成立20周年,作为人称‘美铁乔’的(拜登总统),您与这座城市和特拉华州的关系,在您的领导下,您与四方安全对话关系的紧密性也有些相似。2021年,第一次峰会召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了各个领域的合作。您个人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对您的坚定承诺、您的领导力以及您对四方安全对话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莫迪补充说,“朋友们,我们是在世界充满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时刻举行会议的。对全人类而言,重要的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应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础上向前迈进。我们不反对任何人。我们都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所有争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是我们的共同优先事项和共同承诺。我们共同在卫生、安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气候变化和能力建设等领域采取了若干积极和包容性的举措。我们的信息很明确:四方安全对话将继续存在,以提供帮助、合作和补足。我再次向拜登总统和在座的所有朋友致以最热烈的问候。2025年,我们将很高兴在印度主办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岸田文雄:与地区国家协调并以具体行动实现我们的愿景至关重要 随后发言的岸田文雄表示:“今天。很高兴能在乔(拜登总统的)的母校与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共聚一堂,讨论印太地区的未来。请允许我感谢乔对我们的友谊,感谢你的领导力和热情款待,这表明了你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在我的首相任内,继上次在我的家乡广岛举行峰会之后,我一直强调四方安全对话所做的努力。我相信,没有比这更适合我作为首相的最后一次外访了。我们周围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受到威胁。在此背景下,我们四国共同拥有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继续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共同愿景的坚定承诺显得愈发重要,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与地区国家协调并以具体行动实现我们的愿景至关重要。我期待今天的讨论取得丰硕成果,使我们能够倾听包括东盟、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地区国家的声音,进一步推动务实合作,使本地区真正受益”。 阿尔巴尼斯:随着四方安全对话的发展,它可以不断演变 随后发言的阿尔巴尼斯表示,“能与朋友们相聚在这里,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感谢您,总统先生,在您的家乡、您的母校接待我们,让我们了解是什么让您成为如此非凡的世界领袖。当然,能与岸田首相共聚一堂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我们稍早时会过面,我们当然希望您(在离开首相的职位后)一切顺利。明年,莫迪总理将接待我们举行下次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我对此也心怀期待。与其他的一些国际论坛不同,四方安全对话的历史并不悠久。这意味着它不被传统所定义,但也意味着它不被传统所限制。这意味着,随着四方安全对话的发展,它可以不断演变。我们所代表的这个地区,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机遇,但也存在一些挑战。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我们四个国家就各自社区面临的问题开展合作和协调。但就整个地区而言,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我们利用四国的重要资源和专业知识,以有意义的方式为应对本地区各国面临的挑战作出贡献”。 阿尔巴尼斯指出,“我们确保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国家主权是重要的,安全与稳定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地区共同繁荣的目标。此外,四方安全对话还将在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卫生安全、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网络韧性、基础设施和海事安全等战略领域取得实际而有意义的成果,当然还有反恐问题。当志同道合的国家和我们四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携手合作时,我们的生活将永远更加美好”。 阿尔巴尼斯强调称:“所有这些,本地区的前景确实取决于持续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战略竞争和争端的明智管控。像四方安全对话这样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共同目标责任和加强持久稳定所需的持久关系的渠道,这也是我们今天承诺继续与我们的印太邻国、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们合作的原因。因此,我认为,今天我们有了一些我们一直在共同努力的切实可行的举措。四个单独部分的总和汇聚在一起,意味着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更加有效。我期待着在四方安全对话所创造的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一些实际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当四位领导人相继发表完开场白后,在场的媒体被请出会议室,而在线的直播并未及时关闭。拜登在这一被热麦捕捉到的发言中说,“我们认为习近平正寻求专注于国内经济挑战,尽量减少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动荡,在我看来,他也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些外交空间,以积极追求中国的利益。中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在整个地区试探我们,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在我们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经济和技术问题”。 拜登告诉与会的领导人称,“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激烈的竞争需要激烈的外交。我在四月份与习主席进行了通话。几周前,我的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了北京,我们认为这种接触对于在我们的战略竞争中预防冲突和管控危机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在美中双边关系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随后,现场的直播停止。 沙利文:真正使四方安全对话成为推动印太地区深化合作和一体化的工具 同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就本次峰会在面向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你们听(拜登)总统说过很多次,所有的政治都有关个人,所有的外交都有关个人。发展个人关系一直是他作为总统外交政策方法的核心。因此,向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敞开自己家的大门,是他在表明,而不仅仅是在说——这些领导人对他很重要,四方安全对话对他很重要,是拜登总统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当他卸任并将接力棒传给下一任美国总统时,将四方安全对话制度化、对其予以深化和提升是他将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 沙利文提及,“拜登总统上任后,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举行了一次四方安全对话线上峰会,这是四国领导人首次以任何形式进行实际会晤。拜登总统想做的不仅仅是让该机制成为领导人们偶尔召开会议的场所,而是真正成为推动整个地区深化合作和一体化的工具。因此,纵观过去三年半的工作,无论是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还是在整个地区的人道主义响应方面,抑或是在整个地区的网络和网络能力建设等问题上,四方安全对话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今天,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将宣布一系列进一步的前进步骤”。 沙利文介绍说,“我们将宣布‘四方安全对话癌症登月计划’,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所有四个国家都将拿出资源和能力,帮助推动致命癌症的治疗。今天晚些时候会有更多消息。‘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倡议得到了扩展,该倡议说起来拗口,但其实际上是要整合新技术和新能力,不仅是为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也是为了东南亚和本地区其他国家,让它们了解自己的海域,从而更好地管理和规范海域,确保海域安全,同时确保海域为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经济利益”。 沙利文续指,“我们将宣布扩大四方安全对话奖学金项目的范围,现在不仅有来自四国的奖学金获得者,还将有来自东南亚的该奖学金获得者。我们将宣布在整个地区预先部署救援物资,以及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和自然灾害时作出更迅速反应的能力。四方安全对话还将宣布首次共同执行海岸警卫队任务,这将展示四国海警的联合能力”。 沙利文说,“我之所以认为我们对此有信心,是因为四方安全对话得到了两党的真正支持。这是一件真正超越党派界限的事情。事实上,在过去的24小时里,我们已经宣布成立美国国会两党两院的四方安全对话党团,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但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实际上都站出来成立了一个四方安全对话党团来支持这个平台,因为国会对该机制的重视以及其所能带来的成果”。 沙利文表示:“最后,我想说的是,从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韩戴维营三边峰会,及我们与东盟和太平洋岛国的接触来看,拜登总统的印太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传统的‘枢纽-辐条’模式转变而来、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双边联盟和双边伙伴关系,而现在则转变为由多个机构、重叠的伙伴关系、不同的配置组成的‘格栅方式’(latticework approach),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形成了真正的印太新架构,而四方安全对话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沙利文补充道,“我认为,这将使美国处于更强大的地位,拥有更密集、更有能力和更具活力的伙伴关系,不仅在我们和我们的伙伴之间,而且在我们的伙伴之间建立关系,使我们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实现更多的稳定和安全,并推动实现最终目标,即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 随后,当被记者问及“你们在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没有直接提到中国。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样的措辞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 对此,沙利文回答说,“四方安全对话并不真正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它不是针对另一个国家。四方安全对话针对的是解决问题,为本地区的一系列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景挺身而出。因此,我认为你们不会预计在领导人声明中看到对任何特定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注。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模式,因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性质和目的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描述的那些事情。它是关于提供疫苗、提供网络能力、提供海警能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科技进步。这就是我们将继续关注的重点,这也是你们将在领导人联合声明中看到的内容”。…
9月1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Lisa Franchetti)发布了新的《2024年美国作战海军导航计划》(以下简称《2024年导航计划》)。这一计划因弗兰凯蒂是第33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而被称为“33号工程”。弗兰凯蒂称,“《2024年导航计划》(NAVPLAN 2024)是我的总体战略指导,旨在使我们的海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优先提高我们的战备水平,以应对到2027年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发生的冲突,同时增强美国海军的长期作战优势”。 计划发布当天,弗兰凯蒂在位于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向师生们发表演讲,并对其内容进行了介绍。弗兰凯蒂在讲话中谈到,“你们知道,作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我的工作是为美国海军配备人员、进行训练和提供装备,以完成国会授权的《美国法典》的第十章任务,即‘在和平时期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繁荣,并在海上行动中迅速和持续作战’。我非常认真地履行这一职责。因此,今年早些时候,我发布了《美国作战海军》文件,为我们的海军传达了一个统一的愿景,让我们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能理解。其阐述了我的主要关注领域:作战、作战人员,以及支持他们实现这一愿景的基础。这一文件阐述了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要去哪里”。 弗兰凯蒂说,“而且,为了进一步明确最后一点,即‘我们要去哪里’,我知道我们需要进行一次修订。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需要去哪里。这就是我担任海军作战部长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视察了每支舰队,会见了我们的水兵和文职人员,与工业界进行了接触,会见了国会议员,会见了世界各地的国防参谋长和海军首脑。我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让我充满信心。我知道,自《2022年导航计划》(NAVPLAN 2022)发布以来,我们的海军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内部纪律严明,以数据为导向,专注于美国海军的未来。我们在印度-太平洋、东地中海、红海等世界各地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在红海,我们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度击落了数百枚反舰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无人水面艇”。 弗兰凯蒂补充说,“而且,我们已为我们的创新周期注入了活力,美国海军现在已在整个美军联合部队中率先将机器人和自主系统投入使用。我为我们出色的海军团队、我们的现役和预备役水兵、我们的文职人员以及我们的家人们感到无比自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海军能像我们这样大规模采取军事行动。没有任何一支海军能像我们这样以如此的速度、规模和节奏训练、部署和维持这样一支致命的、全球部署的、拥有可信战斗力的部队。但我们不能放松脚步,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历史的拐点。我们正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战争特点,以及平台建造和维护、弹药生产、人员招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实际挑战,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工业和预算方面的限制使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 纵观全球安全环境,世界显然已发生变化 弗兰凯蒂指出,“纵观全球安全环境,世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你们在这里所学到的,我们在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所坚持、保护和捍卫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了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步步紧逼的挑战,也是一个复杂的、多领域和多轴的威胁。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睁大双眼。它对我们海军的挑战远远超出了(解放军海军)舰队的规模。它包括灰色地带和经济战役、机场等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和中国海上民兵等军民两用部队的扩张,以及一个不断增长的核武库。它有一个庞大的国防工业基地作为后盾,该基地已进入战时状态,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造船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的军事力量、能力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具有侵略性的行为,这凸显了习主席对其军队所给予的指示,即到2027年,应做好战争准备”。 弗兰凯蒂续称,“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仍然是一个迫切威胁,伊朗则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破坏稳定的行为者。我们永远不能忽视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和全球赞助的恐怖组织,如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组织。而且,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是,这伙恶意行为者正在加强它们的联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伊朗提供弹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导弹技术等军民两用部件,并支持俄罗斯无端非法入侵主权国家乌克兰。除了这种动态的安全环境之外,我们还看到战场创新的进步对战争性质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廉价、更易获取的技术正以更低的成本向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不对称能力”。 弗兰凯蒂举例说:“在过去两年里,乌克兰海军利用导弹、机器人水面艇和灵活的数字能力,阻止俄罗斯海军使用黑海西部,并威胁俄罗斯对其克里米亚占领军的补给线。胡塞武装由伊朗提供装备,并因哈马斯近一年前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而胆大妄为,多次打击海上咽喉要道的商船,并通过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组合,在海上对美国及其伙伴海军造成大规模影响。我们已经对未来的海上战争有了很多了解,包括机器人平台、廉价弹药和分解部队在获取和利用制海权方面的作用”。 弗兰凯蒂指出,“使我们应对这些挑战: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战争特点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我们在让更多的参与者上场方面遇到了国内金融和工业方面的不利因素。我们的预算没有超过通胀率3至5%的增长,而这是我们建立和支持一支规模更大、更具杀伤力的舰队所必需的。而且,尽管我们正在投入资源应对工业基础方面的挑战,但这些变化不会一蹴而就。因此,所有这一切。这种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战争特点以及我们自身的挑战,为我自己思考美国海军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背景”。 到2027年美国海军的总体战略指导:《2024年导航计划》 弗兰凯蒂表示,“作为将掌舵到2027年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我不得不做得更多、更快,以确保我们的海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努力确保对美国海军的长期投资的同时,我们不能停滞不前。因此,今天,正如沃克(Darryl L. Walker)海军少将所说,我将发布我的《2024年导航计划》——这是我的总体战略指导,旨在使我们的海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优先提高我们的战备水平,以应对到2027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发生的冲突,同时增强美国海军的长期作战优势”。 弗兰凯蒂介绍称,“在我今年1月发布的《美国作战海军》文件的基础上,并延续我的前任[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Michael Gilday)]发布的《2022年导航计划》,《2024年导航计划》确定了我们的方向,以提高我们舰队的基准战备水平,并将更多的战备人员派上一线——平台具备必要的能力、武器和持续性,人员具备正确的心态、技能、工具和培训。为此,我们将首先实施‘33号工程’。七个关键加速领域——在这些领域,我将亲自投入时间和资源,全力推动。‘33号工程’指的是我作为第33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在过去和未来海军领导人中的地位”。 弗兰凯蒂补充说,“其次,我们将通过扩大美国海军对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的贡献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我对我们如何威慑并在必要时打赢未来战争的愿景的基础。每个‘33号工程’目标都分配给一个责任人,并有一个具体、可衡量、有时限的目标,这将使我能够定期监测和评估我们在实现该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每项目标都将推动我们向‘北极星’迈进,即:到2027年,美国海军将为持续作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优先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步步紧逼的挑战,并重点扩大美国海军对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的贡献。达到这个‘北极星’意味着我们将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以随时可用的平台、人员和武器来执行相关的作战计划,以维持决定性的作战行动。因此,请允许我简要谈谈这七个同样重要的‘33号工程’目标,因为它们与我的作战优先事项、作战人员以及支持他们的基础相一致”。 七个同样重要的“33号工程”目标 弗兰凯蒂介绍称,“在作战方面,‘33号工程’的第一个目标是为我们的平台做好准备。第二个目标是使机器人和自主系统投入使用。我的第三个目标是,从海上作战中心——我们的指挥控制神经中枢进行同步作战,这是我们舰队的作战方式。在作战人员部分,我的第四个目标是招募和留住人才。我的第五个目标是为我们的水兵及其家人提供应有的优质服务。我的第六个目标是投资于作战人员的能力,使我们的实战、虚拟和建设性训练尽可能可靠、真实和相关。在基础方面,我的第七个目标是恢复关键的基础设施,以生成、维持和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并优先考虑太平洋战区。这七个目标共同代表了我的计划,即利用我能影响的资源,在最快的时间内取得战略性成果。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听我说过‘宏伟、艰难和大胆的目标’(BHAG),这些都是拓展目标,我知道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弗兰凯蒂补充道,“但我也知道,带着目的和紧迫感去实现这些目标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任何潜在敌手产生威慑,并使我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一旦威慑失败,我们将果断战斗并取得胜利。执行这一计划对于扩大美国海军对美军联军联合部队的贡献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海军永远不会单独作战。我们专注于将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的联军联合部队队友的能力整合在一起,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我们共同提供的综合效果才是最重要的。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就是要创造这些综合效应。在这个系统中,美国海军在所有领域为美军联合部队、盟国和合作伙伴提供多层能力。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信息战领域至关重要,信息战所产生的效果与我们的军机、舰艇和潜艇所产生的效果不相上下”。 弗兰凯蒂称,“提到美军联合作战生态系统,只要想一想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如何利用美国空军和美国太空军的能力提供的网络和太空效果打击目标。想想我们的驱逐舰如何能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或盟军传感器探测和跟踪的目标发射导弹。这是一个体系,是一个能够支持每个参与者并被每个参与者所支持的体系。它现在正在中东展示。我认为它是(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Samuel Paparo)海军上将在印度-太平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潜在战斗的计划的基础。我今天发布的这份指南并不代表一项全新的计划,相反,它是利用我们已有的杠杆,如《2022年导航计划》和《导航计划实施框架》(NIF)来加速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每四年就有一个新计划。他们有一个到2050年的计划,而且正在加速实施。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弗兰凯蒂表示,“我知道,在我作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剩余任期内,我的大部分工作重点必须是优先考虑我们的近期战备状态,以便我们的海军能够继续维护和平,在危机中作出反应,并在战争中应要求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将作出艰难的抉择,依次将托付给我们的资源重点用于战备、军事武器和能力,同时我们将继续倡导建立一支规模更大、更具杀伤力的舰队,以便美国海军能够在竞争的各个阶段完成使命。这种优先顺序的确定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和我们的制约因素所决定的。《2024年导航计划》使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最高战备状态。但是,在2027年之前实现美国海军的高度战备状态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会为了一个单一的时间点而‘优化’部队,因为这有可能重蹈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挑战的覆辙”。 距离2027年1月1日还有835天 弗兰凯蒂说,“作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我肩负着确保我们的海军在各个时期都保持主导地位的独特责任。‘33号工程’背后的动机让人想起每一任海军作战部长都有义务阐明一个超越其任期的愿景。我致力于为第34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留下一份深思熟虑的未来海军蓝图。要实现《2024年导航计划》中的这些目标,离不开你们每一位美国海军作战人员。这是一项全员参与的工作,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我知道,《2024年导航计划》似乎与你们每天所做的工作相去甚远,但其中的一切都旨在为你们——我们真正的秘密武器提供所需的一切,使你们能够成为最好的作战人员”。 演讲最后,弗兰凯蒂在说道:“如果没有我们的美军联合队友、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太空军和海岸警卫队以及我们的联合队友——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今天在座的许多人的支持,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对于使我们的美军联军联合部队能够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我们需要的效果绝对至关重要。因此,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回去读一读《美国作战海军》文件,然后再读一读《2024年导航计划》,这样你们就能理解自己在完成我们国家当今和未来需要我们做的事情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距离2027年1月1日还有835天。美国指望我们威慑侵略、捍卫国家安全利益和维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时间在流逝。让我们行动起来”。…
9月18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 在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的听证会上表示,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战略而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继续保持两党合作,并指“我相信我们现在正走在这条道路上”。 坎贝尔当天在听证会开始时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考尔(Michael McCaul)和民主党籍副主席米克斯(Gregory Meeks)的发言表示赞同,并称“我很欣赏这些意见的两党共识,它们很有帮助。坦率地说,你们的发言反映了至少我本人在过去4年中与本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我对你们在印太地区的接触深表赞赏。当麦考尔主席率团前往澳大利亚和东南亚时,我们看到在对我们履行于印度-太平洋的承诺重要的领域立即取得了进展。我想强调的是,我相信这是两党合作的一个独特领域,我想其继续保持下去。我只想说,我们收到的一些最重要的贡献来自这个委员会,我要为此向你们表示感谢。我尤其感谢你们对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又称奥库斯协议)的鼓励和督促。它是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三个伟大的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印度-太平洋和平与稳定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就美国通过奥库斯协议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能力的承诺,坎贝尔指出,“正如麦考尔主席所说,这是一件复杂而艰巨的事情。我们已经有70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了(1950年代美国曾向英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技术)。这一工作需要大家的鼓励和帮助。我会把这一信息带回去”。 坎贝尔接着在发言中说道,“因为我们即将迎来选举。这是一个拐点。我想至少谈谈我的看法。我现在在国务院工作,但正如米克斯副主席所说,我最初是在白宫工作的。我的工作主要是确保我们采取适当措施,维持并加强我们在印度-太平洋的接触。我们经常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我们专注于这个问题,然后其他事情就把我们吸引走了,要么是美国国内的问题,要么是另一个地区的挑战。我们现在于乌克兰和加沙就看到了这一点。但我要说的是,我认为我们意识到有必要保持并加强我们在印度-太平洋的接触。所以我只想谈几件事。我感谢对(本届政府在印太地区政策)记录的回顾。我为很多双边和多边合作感到自豪。我将向各位介绍我认为下一步需要做的工作。我将很快地这样做”。 坎贝尔表示:“就印度-太平洋的国家战略而言,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保持两党合作。我相信我们现在正走在这条道路上。我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坦率地说,与中国带来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显得微不足道。这不仅仅是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它体现在全球南方,体现在技术方面。我们需要全面加把劲儿了。因此,我们还需要在国会和美国政府内部建设更多的能力。我每天都能看到这一点。记得,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一直专注于中东和南亚地区。因此,有关这些问题存在很多能力:军队、陆军、了解中东和南亚问题的人员。这一点仍然至关重要,但我们的政府在多个方面需要更多的能力。语言、对印度-太平洋复杂政治的理解。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竞争的主导领域是技术。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政府人员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量子计算,知道如何为我们自己的产业创造激励机制,同时也阻止一些关键能力流入与我们激烈竞争的国家”。 坎贝尔说,“我们需要在国内加大技术投资。我想赞扬这个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理解投资芯片,与其他拥有技术的伙伴合作。这将是我们未来国家实力的一个关键领域。我们必须继续与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正如麦考尔主席所指出的,现在是将奥库斯协议付诸行动的时候了。我相信,在国会和参议院的鼓励下,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需要能够再向前迈出几步。我很感谢米克斯副主席明确提到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将在下周举行会议。我们将在下周六举行峰会。所有(四国)领导人都将汇聚一堂。他们有很多关于特拉华州的问题。我们会尽可能多地为他们提供帮助。拜登总统非常期待向三位领导人展示他的家乡,以及未来的所有这些问题”。 坎贝尔补充道:“最后,我们需要更多的造船。我们需要加大对海军能力的投资。如果你们回想一下过去25年的情况,那就是地面部队和特种部队(受主要关注)。现在,我们需要越来越多地关注我们的海军远征能力。我们需要明白,这不仅仅是印度-太平洋的竞争,我们在这一地区做得更好。在全球南方也是如此。在全球南方,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我想说的是,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你们资助和支持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现在正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投资的项目展开激烈竞争”。 坎贝尔总结说,“最后一点,我们可以谈谈伙伴关系,谈谈我们需要做的所有事情。我们需要让美国人民了解未来挑战的性质。挑战不会缓解。它将持续下去。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国家机构有更强的应变能力,需要国家有决心应对挑战。麦考尔主席,坐在你面前,我要说,我认为我们的处境比几年前要好。我只想提醒各位,4年前,全球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吃掉了我们的午餐,他们将在经济和商业上超越我们,我们正处于某种急速衰退之中。我认为当今的普遍看法并非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与本委员会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谢谢大家”。 “现代美国外交所面临的决定性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坎贝尔在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写道:“我想对你们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你们对我们推进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努力所给予的两党关注表示感激,特别是对现代美国外交所面临的决定性地缘政治挑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战略竞争所给予的关注表示感激。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在本届政府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是展示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深化我们接触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并加强地区安全和经济架构。我们已经做到了。我很高兴有机会在本委员会作证,并与你们分享我们在继续推进这一雄心勃勃的整体政府议程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开展的工作”。 坎贝尔称,“战略紧迫性显而易见。印度-太平洋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经济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七支军队。美国是印太国家,该地区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该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其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印度-太平洋寻求势力范围,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在与印度的实际控制线上的军事存在,都威胁着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稳定与繁荣。最近,印度-太平洋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已经明显紧密相连——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弹道导弹,都威胁到了国际准则和法律,以基本自由和全球安全的基础为代价”。 坎贝尔补充说,“为了应对这些复杂的挑战,我们加强了对印度-太平洋的关注,重振了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深化了我们与该地区合作伙伴的经济接触,并加强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本届政府已采取措施,负责任地管控与中国的竞争,确保竞争不会无意中陷入冲突或对抗。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协调,继续采取有竞争力的措施来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同时也与北京保持着畅通的沟通渠道。我们仍然愿意在缉毒合作和气候变化等能为美国人民带来福祉的领域开展合作”。 坎贝尔谈到:“我们对印度-太平洋的关注是持久的——即使面对东欧和中东的战争与危机。其持久性源于设计,因为我们正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建立相互联系的伙伴关系,以应对共同的挑战,调动资源,实现更具雄心的目标。这包括创造性的‘小多边’伙伴关系,如奥库斯协议、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日韩和美日菲三边接触,以及通过对话和北约印太四伙伴加强欧洲与印度-太平洋联系的努力。深化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有助于我们成功维护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和准则,应对地区挑战,满足地区需求”。 坎贝尔提及,“三年前的本周,拜登总统启动了奥库斯协议。这是美国70年来首次采取措施为盟友提供核动力潜艇能力。奥库斯协议正使我们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现有伙伴关系现代化,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正如奥库斯协议领导人们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的那样,我们还在与加拿大、新西兰和大韩民国进行磋商,以确定在奥库斯协议‘第二支柱’下就先进能力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在与日本和大韩民国的三边接触中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去年夏天,拜登总统在戴维营接待日本的岸田首相和大韩民国的尹锡悦总统时,我们三国作出了雄心勃勃的合作承诺,以捍卫和促进人权和性别平等;加强经济和能源安全;着手解决供应链韧性、气候危机、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全球健康;以及扩大三边安全合作。我们相信,我们三国之间的合作对于应对当今的挑战不可或缺,并将为繁荣的未来奠定基础”。 坎贝尔续指:“拜登总统还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提升至领导人级别,并将于下周六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主办第四次领导人峰会。我很高兴四方安全对话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我们认为保持这种支持至关重要。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我们在对印度-太平洋合作伙伴至关重要的领域取得了成果:卫生、自然灾害救助、海事安全、关键和新兴技术、气候等。下周末,我们将向世界表明,四方安全对话将继续发挥作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感谢麦考尔主席和米克斯副主席以及委员会各位成员在支持四方安全对话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我们还于4月11日首次举行了日菲美三国领导人峰会,借此机会我们启动了‘吕宋经济走廊’,以发展关键和新兴技术,并重申了我们支持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伙伴关系”。 坎贝尔提及,“自2022年白宫与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举行首次历史性峰会以来,美国政府已宣布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超过80亿美元的新资金。其中包括根据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签订的《自由联系条约》提供的71亿美元扩大援助——该条约已于今年早些时候获得国会批准,履行了美国对这些长期合作伙伴的优先承诺。我们于2023年在所罗门群岛和汤加开设了新使馆,8月份我又为瓦努阿图的新使馆剪彩。我们建立了‘蓝色太平洋伙伴’(PBP)倡议,现在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德国和大韩民国,以加强我们支持太平洋优先事项的努力”。 坎贝尔补充说,“自本届政府的印太战略启动以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已在交易咨询基金(TAF)项目下成功为整个印度-太平洋的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部署了1000万美元。这些项目不仅使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受益,而且提高了整个地区基础设施的透明度和质量。美国致力于与东盟合作,包括通过东盟主导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以及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2022年5月,我们在华盛顿特区主办了历史性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同年11月,我们将美国-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坎贝尔指出,“随着双方关系的显著扩大,我们开展了各种新的努力和举措,包括启动美国-东盟中心,该中心设在华盛顿特区,是两个地区交流思想的枢纽,以及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利用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推进东盟地区的可持续城市化。我们感到自豪的是,美国是东盟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我们的双向贸易持续增长,近年来贸易流量创下历史新高”。 坎贝尔还表示:“我们正在提高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形象,包括通过投资5亿美元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倡议,促进整个地区更大的海上贸易。我们在马尔代夫开设了新的外交使团。我们还与环印度洋联盟(IORA)等地区机构合作,加强气候适应能力和海事安全。我们还与欧洲伙伴合作,为印度-太平洋提供支持。我们与欧洲伙伴定期举行磋商,以协调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努力,包括海事和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和能源互联互通,以及打击外国信息操纵和干预。我们将北约印太四伙伴:澳大利亚、新西兰、大韩民国和日本聚集在一起,合作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 坎贝尔介绍称,“我们还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繁荣,以促进我们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根据援助数据,美国的投资总额达24.5万亿美元,在过去十年中至少增长了18%,其中包括私营部门和慈善机构对该地区的支持,这突出表明我们的模式是全社会的。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和多边合作伙伴,美国政府的融资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2113%,从2012年的1.037亿美元增至23亿美元,帮助印太经济体获得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国际私人投资。亚太经合组织和《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作为向该地区合作伙伴提供实质性成果的平台,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坎贝尔说,“2023年,美国第三次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借此机会领导多边经济合作,加强与合作伙伴的接触,维护国际规则和规范,在可持续经济增长、经济韧性、数字经济和经济包容性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并加强公私合作。我们正努力在秘鲁和大韩民国分别于2024年和2025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期间巩固这些成果。2022年5 ,拜登总统与其他13个合作伙伴正式启动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其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在四大支柱领域建立高标准并深化印太经济交往: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 坎贝尔补充道,“我们还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投资加速器深化我们在基础设施与投资这一关键领域的参与。我提到了在美菲日三方领导人峰会上宣布的‘吕宋经济走廊’。该倡议旨在加快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协调投资,包括铁路、港口现代化、清洁能源和半导体供应链及部署,以及农业综合企业,以进一步连接和推动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并加强全球供应链。我们分别于今年5月和8月召开了吕宋走廊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优先参与的部门和项目”。 坎贝尔说:“我们通过开发海底电缆,特别是在太平洋岛国,包括东密克罗尼西亚电缆和更广泛的连接努力,支持数字连接。我们与合作伙伴合作开发早期预警系统,并利用《芯片与科学法》资金使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市场的供应链多样化,从而提高了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我们与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大韩民国在内的主要全球合作伙伴的合作,加强了对清洁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供应链”。 坎贝尔谈到,“由于我们共同努力投资于美国的力量源泉,深化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并继续积极竞争和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正在加强与中国竞争的能力。国际上支持菲律宾、支持国际法和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呼声重申了国际法在维护海洋领域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性。我们为建设海事安全能力和增加对该地区的对外军事融资(FMF)所做的努力,加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关海域日益加剧的挑衅行为的威慑”。 坎贝尔称,“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和欧洲的盟友与合作伙伴正挺身而出,支持欧洲安全,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在保护关键技术以及供应链去风险和实现供应链多样化方面,我们与欧洲的做法越来越一致。本届政府鼓励创纪录数量的国家呼吁实现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加大力度加强两岸间的威慑,帮助台湾维持与其所面临威胁相称的足够自卫能力,包括首次使用对外军事融资、总统缩编授权(PDA)和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MET)”。 证词最后,坎贝尔表示,“我们感谢两党对着手解决美台双重课税问题的广泛支持,这对于美国努力推动《芯片与科学法》倡议和吸引台湾在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中的投资非常重要,同时也是支持台湾在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威胁时的多样化和韧性努力的关键优先事项。现在谈判双重征税协议将向美国和台湾的投资界发出一个重要信号,而此时多方正决定是推进还是推迟投资决策”。 坎贝尔说,“当我们加强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在国内进行投资时,我们就会处于拜登总统所称的:‘几十年来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竞争的最强健的地位’。随着印度-太平洋、中东和欧洲的安全与繁荣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将继续与我们在印太地区内外的伙伴合作,增加我们的存在和活动。在我们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的过程中,我们为该地区提供另一种积极愿景的能力仍然是美国的一项核心优势”。…
9月5日,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Jose W. Fernandez)受邀参加了由智库、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有关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反经济胁迫战略与商业韧性为主题的研讨会。费尔南德斯在会上表示,各国不再仅依靠军事力量和军事实力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自己的权力,“经济影响力是一种主要武器”。他强调说,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两者有时是可以互换的,但总是相互交织。 费尔南德斯当天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这里所要做的,是讨论我在国务院工作期间花了大量时间讨论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一次回到国务院工作期间。那就是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经济胁迫。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基本前提,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依我所见,至少在华盛顿,这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各国不再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和军事实力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自己的权力。经济影响力是一种主要武器,至少我发现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限。有时,它们是可以互换的,而且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 费尔南德斯称,“北京是这种经济胁迫战略的出色实践者。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在2020年4月,习近平主席就已经指出,如果中国能够主导全球供应链,就能迫使其他国家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利用这一依赖对北京的贸易伙伴施加影响力。我们已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还在继续这样做”。 费尔南德斯提及,“我记得最早的一次是在2010年,当时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上发生争端时,北京利用其在稀土矿物方面的影响力,而日本需要稀土矿物来维持其汽车工业的发展。日本当时确实没有其他来源。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暂停(对日本)出口这些矿物。因此,东京暴露于北京的要求之下。事实上,我们现在于关键矿产领域也看到了这种情况,比如镓、锗、另一种稀土和关键矿产”。 费尔南德斯补充说:“几年后的2017年,当韩国希望在韩半岛部署美国制造的导弹防御系统,以防范朝鲜导弹的威胁时,中方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因此其对韩国公民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限制,并禁止进口韩国的主要商品和服务。不仅如此,K-pop(韩国流行音乐)也不例外。K-pop艺人被禁止在中国各地巡演。几年后的2020年,在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的来源展开国际调查后,北京又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打击,葡萄酒、牛肉等澳洲经济的核心产业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出口商品都受到了北京的进口限制”。 费尔南德斯续指,“我可以举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奖颁给中国异见人士的例子、加拿大逮捕著名女商人的例子、菲律宾的例子,以及涉及其他几个国家的例子。这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都是测试案例。坦率地说,很明显,即使失败了,它们也是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经济胁迫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胁迫本身,而是胁迫的威胁性。胁迫作为威胁往往足以阻止各国作出可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快的主权决定”。 “给我们立陶宛方案” 费尔南德斯介绍称,“首先,我在与世界各国的(代表的)交谈中听到了这一点。很多时候,仅仅因为中国的胁迫威胁,这些国家在采取某些行动、说某些话时就会三思而后行。因此,自2021年我上任以来,抗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胁迫一直是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我认为我们已取得了成功。世界各国已意识到过于依赖中国的潜在后果,许多国家已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增强自身的韧性。所以,把录像带往前翻到2021年,立陶宛允许台湾开设一个代表处。随后,中国禁止了从立陶宛的进口。当这一措施不起作用时,当立陶宛方面继续他们的行动时。中国禁止了从欧盟进口包含立陶宛部件的产品。事实上,立陶宛这一国家不再出现在中国海关的计算机报关系统中。因此,这是针对立陶宛允许台湾开设贸易办事处的主权决定而采取的行动”。 费尔南德斯说,“当时,我们刚刚上台几个月,我们决定,我们以前看过这部电影,是时候停止其播放了。于是,我们采取了一些行动。首先,我认为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讨论,即道义上的支持。要知道,当一个小国,当立陶宛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瞄准镜时,那是相当可怕的。一个小国,几百万人口,却要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胁迫。当时有政治反对意见。立陶宛的一些团体说,我们只不过是两头大象之间的小草,为什么要卷入国际争端呢?而我们所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在早期,布林肯国务卿、一些内阁官员和我等人前往立陶宛,我们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主权决定。无论立陶宛决定做什么,我们都会给予其支持。就这一点而言。所以道义上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费尔南德斯补充说,“其次,我们向维尔纽斯提供了具体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对立陶宛公司的3亿美元出口信贷。而在我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首次会谈中,他们先是对不能做得更多表示歉意,但随后又说:‘好吧,也许我们不能拿出3亿美元。而我们将向立陶宛提供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所以在五分钟内,我就完成了工作,你知道,我(进入政府后)不再按小时拿钱了,但这使我能够把立陶宛的出口信贷增加了一倍。这非常重要。事实上,这笔钱并没有被完全花完”。 费尔南德斯表示:“但我们再次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让一个面临这种胁迫的国家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我们还动员了我们在印度-太平洋的一些大使馆,为立陶宛被北京封锁的商品寻找新的市场。美国国防部与立陶宛还签署了一项互惠国防采购协议。我们实际上帮助立陶宛完成了对其鸡蛋的科学审查,这纯属巧合。谁会想到这一点呢?是的,外交中的鸡蛋问题。事实证明,立陶宛的蛋农在政治上非常有影响力。我们帮助完成了对立陶宛鸡蛋的科学审查。结果,在2022年,立陶宛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增加了20%。而事实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当时正是美国鸡蛋短缺的时候。因此,立陶宛增加的鸡蛋出口实际上帮助了这里的美国消费者。如今,立陶宛已挺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坦率地说,在经济层面,立陶宛过得相当不错”。 费尔南德斯指出,“我们做的第三件事,除了在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外,坦率地说,就是决定要整理出一本剧本,正如我所说的,我们以前看过这部电影,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将采取的这类行动。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我们称之为‘公司’ ——这只是我办公室里的一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当一些国家在面临经济胁迫时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寻求帮助时作出回应。很多时候,这些国家会说:‘好吧,给我们立陶宛方案’,尽管他们的国家并没有鸡蛋出口。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重要指标。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为帮助其他国家所做的一切,让这些国家看到了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他们想要参与进来。因此,他们在考虑潜在行动时会伸出手,(特别是)知道北京不会喜欢的行动上时”。 费尔南德斯续称:“还有的实际上是在收到一些威胁后才来找我们的,我们称之为不出去寻求客户的咨询公司。对任何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决定。我们不做广告。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提供帮助。但我们不保证提供支持。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是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怂恿一个国家做任何事情。而我们将支持他们作出的任何决定”。 费尔南德斯说,“我不想谈我们如何帮助这些国家的具体细节。但重要的一点是,当各国面临威胁时,这对他们来说通常是一个新问题。同样,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很害怕。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已和国务院的一些人一起制定了许多方法,以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采取的一些行动。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一再看到这些情况。我们从中学习。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国家不来到国务院,希望与我们讨论潜在的威胁。我们正在学习。我们一直在学习。我们始终意识到,无论我们做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会经常采取意外行动。我们无法预料北京将采取的每一次行动。因此,我们不断学习,并利用所学到的经验帮助伙伴国预测北京的行动并做好准备”。 费尔南德斯在发言中称:“我之前提到过,经济胁迫是有效的。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各国在决定采取行动时总会想到这一点。但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北京在经济胁迫方面已经玩过头了。他们在每个地区都这样做。他们在广泛的问题上都在这样做。许多经济体都意识到,没有任何安全空间可以让你避免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瞄准镜”。 费尔南德斯随后提到,去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日本花费了大量时间,首次建立了自己的反经济胁迫机制。他对此评价说,“这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这是日方一直在跟进的事情。当七国集团(G7)决定联合起来抵制经济胁迫的时候,这是我们成功的另一个标志。现在,许多伙伴也开始进行自己的规划和思考: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很多国家都希望得到帮助,就像立陶宛的情况一样,那怎么办?” 费尔南德斯表示:“公共支持是我们继续提供的。我们很高兴提供这种支持,但大多数国家实际上更喜欢私下支持,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谈论某个国家到国务院寻求帮助。我们的目标是中和相关霸凌,使北京的经济胁迫不起作用。我们会再次为各国创造空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作出主权决定。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这个国家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 “时间至关重要” 费尔南德斯续称,“北京的措施通常是突然的,或者说通常是毫无征兆的。它们不一定遵循任何立法程序。这不公开。这些措施缺乏透明度,不存在上诉机制。受害者、这些国家、最大的农产品可能在港口因植物检疫问题而被扣留,或者该国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在中国(海关)网站的进口国名单上。因此,这些行动是难以预料的、间接的、不公正的,而且从来没有人承认它们是对一国外交政策决定的回应。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认为已经清楚的是时间至关重要”。 费尔南德斯指出,“市场可以在经济胁迫的情况下进行调整,但这需要时间。正如我前面所说,过渡期可能会令人恐惧。就业机会可能丧失。收成可能烂在仓库和港口。受到经济胁迫影响的国家利益相关者可能会迫使本国政府顺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市场无可替代。因此,能够迅速作出反应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各国必须为这种行动做好准备,但他们也必须知道,他们并非孤立无援,可以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这正是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我认为美国在全世界有很多朋友。如果你看看我们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联盟关系,我们可以动员很多这样的联盟关系来帮助那些受到胁迫的国家”。 发言最后,费尔南德斯强调称:“但要重申的是,我们还是把决定权留给了这些国家的政府。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剧本,我想我们会继续使用它。不幸的是,这并不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部电影。但我要向你们谈到的最后一件事是,在更大的范围内,你们都听说过的,曾经会让你被赶出鸡尾酒会的话题,即供应链问题,供应链的多样化”。 费尔南德斯补充道,“这凸显了供应链多样化的重要性,这一直是我们在本届政府所能做的事情中的一个始终如一的方面,不仅是在应对经济胁迫层面,而且如果你看看我们在关键矿产、医疗供应链、医疗设备、半导体方面所做的努力,如《芯片与科学法》和《通胀削减法》。这一切都是为了与各国接触,与我们的盟友接触,并为应对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一部分的经济报复做好准备”。…
9月5日,日澳两国外长、防长2+2会谈在澳洲墨尔本市近郊昆斯克利夫举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Richard Marles)与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和防相木原稔与会。会谈后,双方重申了对澳日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并指“这一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在应对战略挑战方面的一致性以及我们在能源、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重要联系”。 双方表示:“我们认识到,澳日合作对于确保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双方强调称,“我们依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努力,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在实现一个自由开放、具有包容性和韧性的印度-太平洋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世界任何地方现状的任何单方面企图。我们强调致力于维护对法治的尊重,真诚遵守国际法”。 澳日外长、防长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提及,“我们表示强烈反对任何试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现状的单方面行动。我们严重关切地讨论了中国军事资产最近在日本领土上的活动。我们对南中国海最近的事态发展表示严重关切,包括中国加强对菲律宾的危险和胁迫活动,这些活动频繁发生。我们反对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破坏地区稳定的胁迫行动,包括将有争议的地物军事化。我们强调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以及根据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并重申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最终裁决,对争端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强调了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我们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就俄乌战争,澳日双方还表示:“我们重申支持乌克兰的坚定决心。我们敦促俄罗斯立即、全面、无条件地从国际公认的乌克兰领土上撤出其所有军事力量。我们一致认为,必须继续提醒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它们有责任维护国际法,绝不能认可、支持或纵容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企图以武力获取领土。我们重申,承诺继续通过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提高俄罗斯非法和无理侵略的肇事者的代价”。 马尔斯:两国关系从未如此牢固、如此具有战略一致性 东道主澳洲副总理马尔斯在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表示,“这次会议是在我们两国从未如此紧密、我们从未如此具有战略一致性、我们的关系从未如此牢固的背景下举行的。首先,我要感谢岸田首相政府,因为在他的首相任内,我们两国的关系确实达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水平。我们要感谢岸田首相和他内阁的所有大臣们,感谢他们为加强澳日关系并使其发展到当今所作出的贡献。在此背景下,我们四人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利用这一牢固的关系,并为其注入雄心壮志——在所有政策领域的雄心壮志,使我们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因为这正是我们在日益艰难的全球环境中需要做的事情,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受到更大压力的全球环境”。 马尔斯补充道,“同样,在防务合作方面,这种合作从未像当今这样深入。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成果议程。但我想强调四点。今天,我们同意加强两国空军之间的接触,加强两国人员之间的联系,加强两国空军之间的训练和演习。这实际上始于去年,当时日本向澳大利亚北领地派遣了F-35战机,随后澳大利亚的F-35战机也随同前往日本,参加了‘武士道卫士’演习。我们期待两国空军加强合作”。 马尔斯说:“明年,澳大利亚将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这是美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陆上演习,明年澳大利亚将首次参加这一演习,我们对这一机会感到非常兴奋。这也许说明了一个更广泛的主题,那就是我们已审视了我们两国与美国进行双边接触的机会,并寻求我们可以将其三边化的机会,我们可以让彼此参与这些活动。为此,我们当然每年都在澳大利亚北领地的旱季接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轮换。我们还同意探讨日本的两栖快速部署旅参与每年在达尔文进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轮调的方式。这是我们三支国防部队在两栖背景下开展行动的一个真正巨大的机会,(澳大利亚)《国防战略审查》和《国防战略》指出,我们希望澳大利亚陆军在行动中变得更加两栖化”。 马尔斯提到,“最后,我们同意加强指挥与控制方面的协调。澳大利亚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牢固的关系。展望未来,我们在今天的会议上商定,我们每个国家的这些司令部都将设有联络官,即澳大利亚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有一名日本联络官,日本的统合作战司令部有一名澳大利亚联络官。这只是我们同意推进防务合作关系的四个例子。但我们今天就加强防务接触达成的协议还有很多。同样,这也体现了我们四位在今天的谈话中表现出的雄心壮志,我们对澳日关系的未来感到非常、非常高兴和兴奋”。 上川阳子:日澳应不断努力深化和扩大安全合作 上川阳子在随后的讲话中提及,“日本和澳大利亚是连接太平洋的两个海洋国家,在日澳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下,我们一直密切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特别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广泛战略利益的一致性,作为志同道合国家伙伴关系的核心,我们能够将这种合作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印太地区日益艰难的安全环境中,我们需要不断应对,将日澳安全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确保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上川阳子表示:“至于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其一直在战略沟通以及如何应对分歧、努力推进伙伴关系和对话方面将其扩展到更新的前沿。我们已达成一致,最后,日本和澳大利亚将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我们需要紧密合作。根据这一理念,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位部长进行了良好的讨论。我们看到了三项成果。首先,我们能够确认,我们对我们的战略利益有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坚决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我们还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朝鲜的核导活动和俄罗斯-朝鲜合作的进展达成了一致,包括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我们能够确认我们在如何应对朝鲜问题上的伙伴关系”。 上川阳子补充说,“其次,随着我们在安全方面面临更复杂的挑战,日本和澳大利亚应不断努力深化和扩大我们的安全合作。我们已就这一方向达成了共识。同时,我们应利用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共同加强本地区的威慑力,因为美国是我们两国的共同盟友。关于网络新边疆的主题,包括网络安全以及如何应对虚假信息,在战略沟通方面,我们应努力促进经济安全领域的伙伴关系和对话……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日本和澳大利亚应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密切合作,进一步维护和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共同发挥领导作用”。 上川阳子强调称:“对于我们的邻近地区,太平洋岛国以及东南亚地区,我们需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开展合作,并努力提高他们在本地区的韧性。在这方面,今天宣布的‘日澳太平洋数字发展倡议’将推动这些努力。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是两国共同安全以及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点。在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今后我们应继续对话。在不同的主题下,我们应该努力实现我们的安全合作,我们四人已经达成一致,我们也同意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我们的关系”。 黄英贤:双方在评估战略挑战方面是多么紧密一致 黄英贤接着提到,“从我们今天的讨论中,有几件事情非常清楚。第一,我们是多么紧密一致。在评估战略挑战方面,在能源、贸易和投资关系方面,在防务方面,以及在我们希望如何共同合作促进本地区繁荣方面,我们两个国家、我们两国国民是多么紧密一致。第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们对我们伙伴关系的雄心。我们雄心勃勃,要继续发展这一伙伴关系,以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而我们迟迟没有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就表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黄英贤补充说,“我们讨论了对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支持,讨论了我们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最近事态发展的严重关切,包括中国对菲律宾的活动和对日本领土的入侵。我们重申了对本地区的共同愿景:我们希望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我们同意加强与本地区伙伴的海事合作,包括共同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支持,以及与菲律宾开展更多能力建设援助和海事合作活动”。 黄英贤提及,“上川外相在刚才的发言中谈到,世界变得更加复杂,本地区变得更加复杂。这就是我们为将我们的特别战略伙伴关系扩展到传统的国家工具之外而正在开展的工作背后的动机。人们可能经常听到我谈到利用国家力量的所有武器、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的重要性。这就是我们通过澳日经济安全对话加强双边经济安全合作背后的思路。这就是我们为更好地协调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共同开展的工作背后的思想”。 黄英贤说:“上川外相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澳日太平洋数字发展倡议’,以加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互联互通和数字韧性。该倡议响应了太平洋地区的一个优先事项,因为改善互联互通当然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已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铺设方面开展了非常有效的合作,我们正加强这一合作,以便更好地支持数字和通信基础设施、数据传感器、安全与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和韧性。我们还同意在《至2040年的澳大利亚东南亚经济战略》的基础上,共同支持东南亚的能源转型”。 黄英贤补充道,“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可以确认,澳大利亚将支持日本在雅加达设立的亚洲零排放中心,该中心的工作重点是加快清洁能源的使用。这将推动我们所在地区的能源转型,即清洁能源转型。我们还同意围绕信息和网络安全开展更多工作,在我们最近在威胁信息共享和应对方面采取的联合行动基础上再接再厉,包括公共网络溯源”。 黄英贤指出:“我要赞扬并感谢上川作为外相在多边背景下对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领导。我们将扩大这一全球合作议程,以确保努力全面实施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所有这些成果以及更多成果都表明,我们正实现我们的特别战略伙伴关系的精神,以及使其生效的实际承诺。这就是今天的主题”。 木原稔:确认了前所未有强大的日澳安保合作 最后,木原稔在发言中谈到,“这一次我们与马尔斯副总理以及黄外长和上川外相一起,确认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日澳安全保障合作。在2022年10月《日澳安保合作联合宣言》的基础上,我们同意进一步促进防卫当局之间从平时到紧急情况的无缝合作——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已经能够有效地建立合作态势。因此,我们能够与美国一起拥有实际的威慑和应对能力。这一点极为重要”。 木原稔补充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就行动合作和联合训练进行了很好的讨论,讨论的基础是日本提出的‘灵活的威慑选项’(FDO),我们能够在行动层面上……发展这种威慑选项,以阻止单方面改变现状。至于日本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和澳大利亚联合作战司令部之间,我们将相互派遣联络官。我们还同意进一步开展两国间的技术合作,包括与美国以及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合作。这种被视为反击能力的防卫能力和澳大利亚的远程打击能力将能够共同发挥作用。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将参加日美‘双边信息分析小组’(BIAC),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木原稔表示,“我们已确认将推动我们在今年5月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国防部长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包括日本扩大对美国‘部队态势倡议’的参与,我们将与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合作,包括菲律宾以及太平洋岛国和韩国。我们将进一步促进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至于防卫省,我们将建立多层次的网络”。…
8月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与到访的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Richard Marles)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举行了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即2+2会谈。 美澳外长、防长在会后通过联合声明表示:“国务卿及各位部长(以下简称双方负责人)重申,美澳同盟对促进一个繁荣与和平的地区至关重要。双方负责人表明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所共有的历史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并重申致力于支持一个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该体系保障各国在没有胁迫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作出主权决策的能力”。 就践行对印太地区的承诺,联合声明指出,“双方负责人承诺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并与区域伙伴和机构合作;确保印度-太平洋的开放、稳定、和平与繁荣;促进和保护人权,尊重主权和国际法。他们承诺与印太地区伙伴加深合作,推动共同的重点要务,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合作;安全与冲突预防;网络空间、数字经济、技术与互联互通;良好治理;卫生安全与韧性;以及及时、有效力、包容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双方负责人承诺举行一次美国国务院与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双边对话,探讨降低冲突风险以及维护印度-太平洋的和平”。 联合声明称,“双方负责人强调所有国家都应当负责任地管控战略竞争并努力降低冲突风险。他们强调了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以避免误解或误判可能导致意外的升级或冲突。双方负责人鼓励中国以建设性方式进行参与,并采取措施增进稳定和透明度。他们重申了与中国合作设法解决全球性及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应对气候变化、打击非法合成毒品贩运、促进全球粮食和营养安全、支持宏观经济稳定以及设法解决脆弱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和融资需求”。 联合声明续指,“双方负责人强调,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国家在符合国际法的前提下能够自由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正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所规定的,其中包括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对海洋的合法利用。他们重申,坚决反对在海洋领域,包括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进行破坏性或胁迫性的单边行动,这类行动会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和平与稳定”。 联合声明指出,“双方负责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与国际法不符的过度海洋主张及其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表示关切。他们对中国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合法作业的菲律宾船只所采取的危险的、升级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负责人重申,2016年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为最终裁决,而且对当事方具有拘束力,并重申他们决心与合作伙伴一起支持区域性海事安全及维护国际法。双方负责人对中国最近与执行国际法所确立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海军舰艇和飞机相遇时的不安全、不专业的行为表示关切。他们承诺,在遵守国际法并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前提下,保持澳大利亚和美国飞机及舰艇在印度-太平洋的稳固及长期存在,以促进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在内的该地区重要国际水道的稳定与安全”。 联合声明还提及,“双方负责人重申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共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他们呼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而不是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或胁迫。他们对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和海警活动表示严重关切。他们强调了台湾作为两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以及印度-太平洋的一个领先经济体和民主政体的重要作用,并重申致力于共同努力支持台湾实质性地参与国际组织。双方负责人承诺进一步增强与台湾的经济、贸易和人文关系,以及在太平洋地区增进发展协作”。 布林肯:美澳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稍早时,布林肯在美国海军学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指出,“从本届政府执政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一直专注于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共同愿景。我刚刚结束了在任期间对该地区的第18次访问。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与奥斯汀防长一起进行的。我们与菲律宾和日本举行了2+2会谈。我和黄英贤外长一起参加了东盟会议。我们还一起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外长会。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工作的核心是我们与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今天,我们在深化和加强这一同盟方面又迈出了一步。拜登总统称其为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锚。美澳同盟历久弥新——已有70多年的历史。我们两国共同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更加自由、更加安全、更加繁荣”。 布林肯提及,“但就在过去的三年半里,我相信我们两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我们加强了防务合作,包括通过达尔文扩大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换。我们与英国共同创建了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奥库斯协议),以加强地区和全球安全,推动我们国防工业基地的发展。首批澳大利亚工人刚刚抵达珍珠港,接受核动力潜艇的培训和维护。我们将继续扩大合作范围,从先进的人工智能和量子合作到打击虚假信息”。 布林肯说,“当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总理和拜登总统上次聚在一起时,他们谈到并商定了真正推进我们所说的(美澳)创新同盟的计划。他们在(阿尔巴尼斯)去年10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启动了这一概念,并将继续下去,而我们也将继续提升科学、技术和清洁能源合作,将其作为我们正共同开展的工作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通过我们的‘关键矿产政策工作小组’,我们加强了供应链,加强了对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21世纪经济核心至关重要的部件的供应链,这些部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也至关重要。在过去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美国已在澳大利亚投资了50多亿美元,用于关键矿产的开采。昨天,我们还宣布建立伙伴关系,利用卫星图像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 布林肯介绍称,“在整个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期间,我们还讨论了对我们共同愿景的威胁,即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地区,一个主权和国际法得到尊重、人权得到促进和保护的地区。我们一致认为必须维护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胁迫企图。我们一致认为,必须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抵制任何加剧紧张局势或破坏现状的行动。我们还致力于深化和加强维护该地区共同愿景的架构,并与其他盟友、其他伙伴开展更多合作,以推进我们的共同愿景。我们一直在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当然,我们正在就奥库斯协议采取下一步措施”。 布林肯补充道,“我们正为四方安全对话推进一项积极的议程,几天前我和黄英贤刚刚在东京进行了接触。我们重申了连接印度-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重要性。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是乌克兰最大的非北约军事援助国,提供防空能力,帮助在英国培训乌克兰人员。从根本上说,我们同意阿尔巴尼斯总理的观点,正如他所说,我们的同盟是为了光明的未来,因为这是一个为了更美好未来的同盟”。 黄英贤:美国的领导力一直很重要,而且仍然至关重要 黄英贤在随后的发言中提及,“这是我们在一起所举行的第三次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每次会议都是非常热烈、开放和相互信任的接触,这次尤其如此。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机会继续加强我们的同盟,深化我们的同盟,因为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始终适合我们所面临的战略环境的同盟。因此,我感谢我的所有同事,感谢我们就这么多实质性问题进行了透明和建设性的讨论,感谢讨论的质量。正如布林肯国务卿的发言所表明的那样,正如联合声明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我们讨论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共同努力确保印度-太平洋的特性——一个和平、开放和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黄英贤补充说:“加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行动,加强我们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合作,在共同的优先事项上开展工作,就像我们在过去这些年里所做的那样,从基础设施到可持续发展,从网络空间到空中互联互通,到卫生问题,当然还有安全和预防冲突。我们每个国家都在将我们所有的国家力量要素结合起来,以维护和平和威慑冲突,我们共同努力,以确保任何国家都不会得出结论,认为在我们地区发生冲突所带来的利益会超出代价。正如布林肯国务卿所说,我们还宣布了一系列其他消息,表明我们的伙伴关系在不断扩大。昨天,我们支持了美国的《打击外国信息操纵框架》。这是对保护民主的投资,也是我们的共同点之一。当然,我们还建立了‘澳美陆地卫星下一代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了卫星成像数据收集方面的合作。当然,从明年起,我们将加入美国的‘全球入境计划’。” 黄英贤表示,“实际上,我想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的首要问题是:美国的领导力很重要。美国的领导力一直很重要,而且仍然至关重要。当今,它对和平、对自由开放世界的繁荣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承认并感谢美利坚合众国的这种领导力。我们肯定并感谢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重视。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在世界上做得更多。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共同点,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一致性的深度,我们看到了我们战略信任的深度,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友谊的真诚。我为此向你们表示感谢”。 奥斯汀:美国正与在印太地区的每个盟有和伙伴采取不同的举措 奥斯汀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指出,“今天的会议再次展示了我们与澳大利亚牢不可破的同盟的非凡力量。美国和澳大利亚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有着共同的愿景,这也是今天讨论的指导思想。请允许我提及三个关键项目。首先,我们同意继续深化我们的部队态势合作。我们两国正在升级西澳大利亚州和北领地的多个重要空军基地。我们正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利尔蒙斯空军基地(RAAF Learmonth)等新地点开展行动,并在班迪亚纳(Bandiana)军事区建立一个持久的后勤基地。我们还在增加美军在澳大利亚的轮换兵力。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多的海上巡逻机和侦察机将从澳洲北部的基地起飞。这也意味着更频繁的轰炸机轮换部署”。 奥斯汀补充说:“其次,我们正加倍推进国防工业基地合作,其中包括支持澳大利亚的‘制导武器和爆炸物企业计划’。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是签署两份关于关键弹药的谅解备忘录。第一份备忘录支持到2025年在澳大利亚制造制导多管火箭发射系统(GMLRS)。第二项备忘录将推进‘精确打击导弹’(PrSM)的共同生产、共同维护和共同开发。在加快共同研发‘精确打击导弹’的同时,我们同意在2025年初成立一个联合项目办公室。这些努力将有助于确保我们拥有未来几十年所需的军事力量和能力”。 奥斯汀谈到,“最后,我们将继续推进与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的防务关系,尤其是印度、日本和菲律宾。与我们的英国盟友一道,我们继续通过奥库斯协议取得突出进展。美国正与我们在印度-太平洋的每一个盟有和伙伴采取不同的举措。所有这些重要工作都为整个地区建立了更大的和平、稳定和威慑力。布林肯国务卿和我上周刚从印太地区访问归来,我们在东京和马尼拉参加了与日本和菲律宾对应方的2+2会谈。我们详细讨论了澳大利亚在我们的同盟网络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澳大利亚和我们在该地区的其他朋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更有能力地合作”。 马尔斯:双方进一步深化了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部队态势 最后发言的马尔斯则表示,“这是第34届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也是我们作为四人小组开展的第三届该会议。回顾过去两年,三届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在推进我们的同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今天看到了关于我们国防工业基地之间加强合作的开创性讨论,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制造制导武器方面。正如奥斯汀所说,我们已承诺在今年年底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在澳大利亚共同组装制导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并计划明年开始生产。我们还同意就在澳大利亚共同生产‘精确打击导弹’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并将于明年成立一个联合项目办公室”。 马尔斯指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国防工业基地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去年在美国国会通过的立法,以及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的补充立法,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建立无缝国防工业基地的过程中,催生了一代人的梦想。我们在今天的讨论中继续探讨这一问题。这将为澳大利亚公司参与美国供应链并作出贡献提供巨大机会。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两国国防创新体系之间的合作正大大加强,而且我们已经承诺在美国的国防创新部门和澳大利亚的先进战略能力加速器之间建立合作谅解备忘录”。 马尔斯还提到,“在部队态势方面,今年的澳美部长级磋商会议在前两届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部队态势。现在,其核心是达尔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轮换,就在我们发言时,轮换正在进行。未来几年,我们期待着在珀斯建立‘西部潜艇轮换部队’。但是,美国目前在澳大利亚的部队态势涉及陆、海、空、网络和太空等各个领域。因此,我们看到美国陆军的水上舰艇等正在澳大利亚活动,正如奥斯汀所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在(澳洲东南部城市)奥尔伯里附近的班迪亚纳建立了一个后勤基地。这将大大增强美国在澳大利亚的行动能力”。 马尔斯补充道:“美军在我国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本地区邻国合作的巨大机会。当黄英贤和我在整个地区访问并与我们的邻国交谈时,人们对美国通过在澳大利亚的存在为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所做的贡献表示由衷的赞赏。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伙伴开展更广泛的活动、行动和演习,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一点。例如与日本,我们承诺在我们三国之间开展更多的三边演习,不仅与日本,而且与菲律宾和印度开展更多的海域态势感知工作”。 马尔斯表示,“最后,我还要感谢奥斯汀和布林肯在推进我们的同盟方面与我和黄英贤的合作,我们对此深表赞赏。我们深为赞赏奥斯汀和布林肯在体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方面所发挥的个人作用,正如黄英贤所说,这一领导力非常重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方面也是如此,这对澳大利亚非常重要,深深地牵涉到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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